作者:戚其章

出处:甲午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1年9月16日

摘要:济远管带方伯谦军前正法,曾引起海军内外的极大震动。或谓罪有应得,或谓实属冤案,此案聚讼至今。20世纪50年代,我正在撰写《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对方伯谦之死采取何种意见,斟酌再三,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觉得还是要先做调查研究,再下笔不迟。我的调查从四个方面着手进行

关键词: (暂缺)

在黄海海战引发的若干公案中,若论参与人数之众多,论争时间之持久,恐怕要属方伯谦被杀案了。

 

方氏其人

方伯谦,字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局后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1876年,闽局首次派海军学生出洋,方伯谦入选。翌年春,赴英国,入海军格林尼次书院,后上兵船学习。1880年,出洋学习期满回国。历任镇西、镇北炮船、威远练船管带。1885年,调管济远快船。1889年,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快船。1892年,署海军副将期满,改为实授。1894年6月,济远舰奉派驻泊仁川,以观日人动向。日本蓄意伺机挑起衅端,业已昭然若揭。于是,方伯谦乃上条陈于李鸿章,建议速添快船,改善装备,使“彼自闻而震慑”。并主张将舰队聚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采取可攻可守的备战方针,“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收泊时“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建言不无可取之处。然书才上,日本便挑起了战争。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参奏方伯谦临阵先逃,其奏曰:

查十九丑刻,济远先回旅,据称船头轰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

廷旨允准,方伯谦被处以斩决。时年43岁。

方案调查

济远管带方伯谦军前正法,曾引起海军内外的极大震动。或谓罪有应得,或谓实属冤案,此案聚讼至今。20世纪50年代,我正在撰写《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对方伯谦之死采取何种意见,斟酌再三,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觉得还是要先做调查研究,再下笔不迟。我的调查从四个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水手口碑。我先访问了一些北洋舰队的老水手,发现方伯谦的口碑极差。水手们恨其畏敌不前,因方、黄音近,竟给他起了个不敬的绰号“黄鼠狼”。如来远舰水手陈学海说:

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几条船都打得很好。日本主船大松岛中炮起了火,船上所有的炮都哑巴了。数济远打得不行。济远船主姓黄(方),是个熊蛋包,贪生怕死,光想躲避炮弹,满海乱窜。各船兄弟看了,没有不气愤的,都狠狠地骂:满海跑的黄鼠狼!后来,济远船主不听命令,转舵往十八家岛跑,慌里慌张地把扬威撞沉了。

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记者对北洋舰队水手的访谈,也指出济远遁逃之际,匆忙中误陷浅滩,适扬威因起火脱离战阵而搁浅于此,彼突然转舵将扬威撞毁,逃回旅顺。又称:“上岸后,外国乘员表示,此后拒绝这种舰长指挥。”

这位“外国乘员”就是济远舰的德籍洋员哈富门。海战时,舰上共有8名洋员,战后论功行赏,除2人阵亡给予奖恤外,另外5人也都受到奖赏,惟独哈富门被排除在奖赏名单之外,因此愤而辞去。

陈学海亲历黄海之役,作战勇敢,胯下被炮弹皮削去一块肉,验二等伤,获奖银30两,而从此失去了生殖能力,老来无子女,只能靠侄子供养。他的话,与《字林西报》的访谈录相印证,可知不是个人的偏激之言。

第二,洋员反映。当时参加海战的洋员反映又是如何?这也是必须要了解的。定远舰上的英籍洋员戴乐尔在战后曾提及此事,写道:“济远各炮为巨锤击坏,以作临阵先逃之借口;其后管带方氏因此事及前此相类之事而丧其颅焉。”所述过于简略,难窥颠末。幸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持并由华人蔡尔康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其卷四收入参加海战的“西友”一封来信,内称:

两阵相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水师提督;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船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茫茫如丧家之犬,遂误至水浅处。适遇扬威铁甲船(快船),又以为彼能驶避,当挥舵离线之顷,直向扬威。不知扬威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水渐汩汩而入。……方伯谦更惊骇欲绝,如飞遁入旅顺口。

这位“西友”其实就是镇远舰上的美籍洋员马吉芬。此信还提到,哈富门回到旅顺后,“自言不幸而遇方伯谦”,“从此永不愿与之为伍”。信中所述与北洋舰队水手们所谈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日方记录。日本联合舰队作为参战的一方,对这次海战的记录也很重要。如日舰第一游击队第二舰高千穗某尉官有一份亲笔记述,称:“敌终于不支,四分五裂,全面溃败。济远、广甲首先向西南败走。”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号作为首舰,其司令官坪井航三少将的报告说得更为具体详细:

3时30分,致远右舷倾斜沉没。经远仍在大火中挣扎,而且遭受破损,进退不得。最后敌阵终于全面溃散,各自逃遁。其中有济远、广甲、来远、经远、靖远等,济远则先于他舰逃跑。

这些报告也都指证是济远先逃的。

第四,方氏自述。济远逃回旅顺口后,方伯谦向水陆营务处道员龚照屿提出一个报告,叙述战斗的经过:

昨日上午十一点钟,我军十一舰在大东沟外遇倭船十二只,彼此开炮,先将彼队冲散;战至下午三点钟,我队转被彼船冲散。……我军定远头桅折,致远被沉,来远、平远、超勇、扬威时已不见。该轮阵亡七人,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

方氏的这段自述,虽是在解释提前回旅的原因,但也无意中透露了济远驶逃时的战场情况。

方氏自述所谓“十一舰”,是指最先迎战日本舰队的十舰和其后参加战斗的平远舰。致远沉没是在下午3时30分。此时,超勇已被击沉,扬威起火后驶向大鹿岛方向躲避,平远边战边向东进,来远则独自向日舰比睿进击,因此在济远看来4舰“时已不见”。战场上尚在作战的“余船”,只能是定远、镇远、靖远、经远、广甲5舰了。其中,广甲随济远而逃,经远是在3时52分开始遭到日舰第一游击队的合击,济远却都没有看到,表明它逃离战场的时间是在下午3点30分和52分之间,约在3点40分钟左右,比整个舰队结束战斗提前了近两个小时。

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多重证明法,既已四证俱全,方伯谦临阵先逃的罪名是不容置疑了。但我觉得,还应该谨慎从事,因为这里涉及到两个具体问题:

其一,济远伤重?据方伯谦自称,济远是因“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才驶回旅顺修理的。李鸿章认为所说“情有可疑”,丁汝昌查明所报不实,是否可信?值得注意的是,哈富门辞职回国路过上海,住宿礼查客寓,沪上各国记者询问战事者甚多,当问到济远的损伤情况时,他做出了简短的回答,使我们弄清了三点:(一)济远仅有两门大炮受损,15公分尾炮1门“机器受损,不能运动”,21公分大炮1门“机器也已损坏,炮架不能运动”,并不是“炮均不能施放”。(二)根本未提到“船头轰裂漏水”的事,可见乃是子虚乌有。(三)指出“我船虽受伤,并无大碍”,并非伤重到不能继续作战的地步。所以,济远提前回旅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其二,撞坏扬威。关于济远撞坏扬威舰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之谜。虽然丁汝昌在报告中说济远撞坏扬威,北洋舰队水手陈学海以及洋员戴乐尔和马吉芬也都证实此事,但我总觉得情况还不是十分清晰,不敢轻易相信。这里明摆着一个令人难解的问题:按北洋舰队的布阵来看,扬威位于右翼的阵脚,而济远则位于左翼的阵脚,两者相距差不多在4公里左右,是如何相撞的呢?何况济远是向西南的旅顺方向驶逃,又怎么能与扬威相遇呢?日方的记录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吉野舰记事》称:“济远、广甲向西北方向逃走。”坪井航三的海战报告更指出,它们“想要经过沿岸线海逃走”。原来,济远为了避开日本舰群,并不是直接向西南驶逃,而是向西北浅海处绕行,从而撞到了已搁浅在那里的扬威。

扬威沉海之际,管带蹈海而死,帮带大副郑文超遇救生还。战后,李鸿章参奏失职诸将,郑文超也被追究责任:“当大东沟与倭接仗,该船行驶太迟,致离大队;及受敌炮弹炸焚之时,又未能极力灌救扑灭,虽为济远船碰伤,究因离队而起,咎有应得。”对其给予“革职留营效力,以观后效”的处分。这也为济远撞毁扬威提供了一个佐证。

花费这么多的功夫来调查和考证,我才敢在《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书中比较放心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济远管带方伯谦看见致远沉没后,胆战心惊,急忙下令转舵逃走,仓惶中误撞扬威船身。扬威先已搁浅,不能转动,又被济远撞一大洞,不久沉没。

《冤海述闻》早在方伯谦死后不久,即有人开始为方伯谦鸣冤。“方案”究竟是否冤案?100多年来聚讼不断。其始作俑者应属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闻》一书,发出了为方伯谦鸣冤之第一声。此书不着姓名,署款“冤海述闻客”。自此以后,凡为方氏鸣冤者大都引此书为据。但大多数研究者却对此书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对其不够重视。我认为,若不将《冤海述闻》这部书研究透彻,无论对方氏做出否定或肯定的评价,心里都是不能塌实的。这里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作者为谁?“冤海述闻客”究竟是何许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谜。史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此人必是济远舰的一位官员。较早者即有“身历者之申述”的猜测。其后,又有人认为,书中“记叙有名有姓,有声有色,非亲其境亲睹其事者,是无法做到的”。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对此,我曾做过详细考证,发现这位化名为“冤海述闻者”就是济远舰的帮带大副何广成。

何广成是方伯谦一手提拔的亲信。他上济远舰不久,便充补舢板三副。1892年12月,原济远驾驶二副调离,即以何广成升署。到1893年5月,才半年不到就改为实授。1894年8月,济远帮带大副沈寿昌在丰岛海战中阵亡,其遗缺又以何广成拔补,成为济远舰的第二把手。数年之内,他连升三级,可谓官运亨通。特别是作为帮带大副,何广成对济远临阵先逃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因此化名著书为方氏鸣冤也为自己辩解,这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史料价值。《冤海述闻》的史料价值如何?人们的认识很不一致。有人肯定,认为“其资料尤其珍贵”,相信其真实性。有人否定,认为所述“殊难令人置信”。各走极端。还有人调和其间,认为“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两次战役(丰岛及黄海)之真相”。这种意见较为可取。此书尽管为方氏辩护,但也可从中看出方氏算得上中国最早的海军干练之才,忧心国事,数次上书建言,只是在战争的紧急关头经不起考验而做了逃将,对他的过去不能全盘否定。此书作者还是济远舰的高级官员,了解许多局外人所不能道的海战内幕情况,对其所述做一番认真的辨析考证,是会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的。

第三,写作目的。何广成写此书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说明方氏是“冤死”,是一桩冤案,故要“纪其战事颠末,以待当世之公论”。他用来证明方氏“枉死”的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全队未整,督船抢行。“原议整队后,每一点钟船行八口迷(海里),是时队未整,督船即行八口迷,以致在后四队之济远、广甲,五队之超勇、扬威,均赶不及。” 舰队变阵需要一个过程,战时与平时训练又不同,督船必须当先迎敌,不能减速以待僚舰,因此变阵只能在舰队运动中完成。何广成因济远“赶不及”而指责督船,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炮械全坏,无可应战。这是济远临阵先逃的主要理由:“济远中炮数十处,后炮座因放炮不停,炮针及螺钉俱振动溃裂,致炮不能旋转。前大炮放至数十余出,炮盘熔化,钢饼、钢环坏不堪用……船中炮械全坏,无可战,只得保船西驶。”所述济远大炮损坏情形,有一定的真实性,也为德籍洋员哈富门所证实。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一)济远21公分前主炮共有两门,一门损坏,还有一门可用;(二)除此而外,舰上还有47公厘炮2门、37公厘炮9门和金陵造钢炮4门。所以,何广成所说“船中炮械全坏,无可战”根本不是事实。后之论者不加细察,就以此为依据,并大为发挥,称赞方伯谦“千方百计地保存了一条兵舰”,“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就更离谱了。

其三,提前回旅,仅早片时。济远早回旅顺,到底早了多少时间?何广成说:“(济远)以夜四点二刻到旅顺,各船以六点钟亦道,相隔仅片时也。”照此说法,济远是9月18日晨4时半到的旅顺,比舰队提早了一个半小时。这完全不是真实的情况。因为济远回旅顺的时间,当时即由旅顺水陆营务处上报:“丑刻,济远回旅。”丑刻是凌晨两点左右,不是4点半。至于舰队回到旅顺的时间,有丁汝昌的电报为证,也不是早晨6点,而是上午巳时,已经到9点了。战后,美籍洋员马吉芬撰文称:

卑怯懦弱的方舰长乘坐的济远,敌舰开始射击不久即逃出队外,……该舰于翌晨2时到达旅顺,即我舰队抵港7小时前。

这进一步证明:济远回旅的时间是丑正(凌晨2时),舰队回旅的时间是巳初(上午9时),两者到达时间前后相差7个小时,怎么能说是“相隔仅片时” 呢?

正由于此,后之为方氏鸣冤者也感到《冤海述闻》破绽百出,难以服人,只好另寻出路了。

《卢氏杂记》又称《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是一部手稿,为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收藏。记得1981年11月,我到福州做调查,到该图书馆查阅书目卡片时,发现其书名,即疑其与甲午战争有关,想借出一阅。但该校陪同我的一位老师说,书架上未找到此书。1983年4月,我正为中华书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一的《中日战争》卷,又记起了这本书,于是再次来到福州,想看其史料价值如何,以决定是否收入卷中。还是上次那位老师陪同,他告诉我该书已被借走,借书者出差到上海了。还是无由寓目,怏怏而归。心想两次千里迢迢来此,真与此书无缘也。收入《中日战争》卷之事,也只好作罢。

不料几年之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人撰文说,在福州发现的《卢氏杂记》稿本,是“不可多得之甲午海战原始资料”,足以“证明济远英勇善战,广甲先逃,济远的确战至炮毁无以应敌方退出战斗等问题”。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件惊人的消息。于是,为方氏翻案者纷纷发表文章,以此来否定济远先逃的事实。

我是直到1986年6月才看到《卢氏杂记》手稿的复印件。是书作者卢毓英,乃福州船政学堂管轮班学生,1889年毕业,到广东海军任广甲船管轮。1894年5月为海军大阅之期,广甲等船皆至北洋,因留调遣,得以参加黄海海战。此书并非卢氏当时的记事手稿,而是事后追忆,因已历年数,难免记忆不清。且其内容有见有闻,闻多见少,以讹传讹之处所在多有。何况黄海一战,卢氏虽是参加者,却因在舱内操作,只在两军接仗之处,才“上舱一望”,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海战的具体过程,故所述情节多耳食之言。应该说,《卢氏杂记》史料价值甚低,对其可信度要大打折扣,不宜轻率引用,视之为“甲午海战原始资料”是绝对不行的。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卢氏杂记》所述的济远逃跑问题。书中这样写道:

致远既覆,超、扬既火,广甲尤胆落,急返棹而逃。……济远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于是亦逃。

据此,有论者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广甲逃离战场并非在济远之后,而是在济远之前。”第二,“广甲在船炮无恙,士卒未伤的情况下带头逃跑,属于临阵脱逃,而济远则属被迫撤离,更不存在方伯谦驾济远先逃,广甲随逃的问题”。其实,《卢氏杂记》的这段话,完全是转述《冤海述闻》,并不是什么新材料,论者也不认真查对,不能不是一个疏忽。何况《方氏自述》已经承认,他驾舰驶退时广甲还在战场上,广甲又怎么可能先济远而逃呢?

由此可以认识到:辨析史料,是历史研究过程的起点和基础;不从史料的考辨入手,也就谈不上科学方法的历史研究。《卢氏杂记》的历史价值太低,视之为信史,据以为方氏翻案,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

爱国将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方氏后裔的介入和一些非专业人士的参与,为方氏翻案的势头越来越猛,使这场学术讨论变得有些复杂化了。1991年9月,“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在福州市召开,更使翻案的势头达到了高潮。

会前,我曾接到邀请函,因为预计到会议未必能够保持正常的学术气氛,复函婉谢,未能亲自到会聆听。从其后出版的《研讨集》看,所收的数十篇文章表现出为方氏辨冤的一边倒倾向。会议开幕式致词竟然声称:

大量中外史料证实: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决非逃兵,他蒙冤被责是清政府腐败没落所致。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讨上之一大新闻。

果然,研讨会一开始便定了调子。会后,《福建日报》刊出了这次研讨会的综合报道,其结束语是:

综观方伯谦对北洋海军的建树和两次海战中英勇善战的表现,应认为他是中国近代海军中的爱国将领。

会上的不同声音,不仅在报道中得不到任何反映,反而被归入到“一致肯定”的行列中去了。既抹煞不同的意见,又不管真实的历史如何,硬要树方伯谦这样一位“爱国将领”,这种做法是不足为训的。

但是,细阅《研讨集》所收的大多数文章,大都是重弹《冤海述闻》和《卢氏杂记》的老调,毫无新意可言,既未提供任何新的材料,也未提出任何创新的见解。惟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有论者提出了“西战场”说。

西战场说

何谓“西战场”?据论者说,致远沉没后,济远非但没有马上逃走,反而独自开辟了一个“西战场”。此话从何而来?论者的回答很干脆:“这是任何思维能力健全的人都能得出的推论。”

“西战场”说一出台,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震惊。因此采访者颇不乏人,论者又进一步做了详尽的说明:

致远久战沉没后,济远非但没逃,而是惟一留在西战场死战不退和4艘军舰单独作战,苦战4小时,到下午5:30才由于“无可战”而退出战场。……日舰怕济远后炮,不敢猛追。甲午海战中国舰只打得英勇,尤其是济远,打得日本人都不敢写明战史了。在西战场打得很好,我们应该宣传我们舰队作战的英勇,不能长他人的志气。

说得娓娓动听,感人肺腑,无奈只是一个令人陶醉的虚幻的神话。人们不能不佩服这位论者的非凡勇敢和超人想象力,他靠自己健全的思维——“推论”,便推出了一个“西战场”说。这个“西战场”竟吓坏了日本人,连他们的战史都不敢写明了。窃以为,靠虚构的英雄故事唬人,是不能长我们民族的志气的。

所谓“西战场”说,完全是靠思维创造的“历史”,乃子虚乌有,与真实的历史无涉,无须加以驳辨。但要指出的一点是,评价历史人物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是儿戏,不能靠噱头哗众取宠,那样只会把自己引向研究的死胡同。

 

附记:

北洋海军镇远舰德籍洋员Heckman,其汉名作哈卜们,或译作赫(黑)克曼。王家俭教授《洋员与北洋海军建设》与笔者《走近甲午》二书,皆误作两人。《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谓为不同译名,甚是。又,哈富门(Hoffmann或Hoffman)系济远舰之德籍洋员,笔者《走近甲午》书中将其与哈卜们误为一人,亦应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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