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尔弗雷德•T•斯托雷 张黎源(译)

出处:甲午网栏目:人物述评发表日期:2011年8月1日

摘要:马吉芬先生是在十二年前去的中国,他主要在天津水师学堂从事数学以及海军专业知识方面的教习。水师学堂距离海边四十到五十英里,距离最近的河道大约四英里——马吉芬认为“此为海军学院的恰当选址”。

关键词: 吉野大东沟海战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定远松岛水师学堂济远舰海图甲午战争第41期馆刊蒸汽动力海战镇远马吉芬高千穗鸭绿江黄海大战

虽然大东沟海战已经过去一年了,但它却依然历历在目,而且或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忘。这不仅是因为这场海战本身在当时造成的轰动,更是由于它首次向人们展示了现代蒸汽动力海战的样式,并且对现代的海战艺术作了最直观、最有价值的诠释。能够亲身经历这场海战并且把握全局的人少之又少,因而我们能得到的关于这场海战的信息也大都残缺不全,几乎无法为马吉芬先生提供任何佐证。马吉芬先生是中日双方军舰上唯一的西方指挥官,指挥着“镇远”号,而“镇远”是丁提督旗舰“定远”号的姊妹舰,她的管带是林总兵。但在下文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很早就被吓破了胆,因此马吉芬不得不单独指挥该舰。

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

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

马吉芬先生是在十二年前去的中国,他主要在天津水师学堂从事数学以及海军专业知识方面的教习。水师学堂距离海边四十到五十英里,距离最近的河道大约四英里——马吉芬认为“此为海军学院的恰当选址”。学院里大约有100名学生,但没有一个曾见过大海或者轮船,而且大多数都已经结婚,有了家室,完全没有加入海军服役的热情。他们成为学员只是因为能够得到一份薪水和一个职位。“他们是一群可怜虫”,马吉芬先生说,“如果我想稍微让他们多做一点能帮助提高学业的功课,他们就会马上退学回家”。尽管如此,几个月之后他就得带着高年级学员登上训练舰开始实习,在为期两年的实习过程中能够造就出一些非常优秀的海军军官。在此期间,马吉芬先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勘测工作,尤其是对朝鲜海岸进行了完整的勘测,并绘制出了海图。

1887年,经过他的努力,威海水师学堂建立了。他为学堂制定了教学方针,来自皇家海军的炮术教官鲍彻(Bourchier)上尉成为了他的同事。这里培养了大多数后来参加战争的海军军官。因此,马吉芬先生可以说具有中国海军人才构成的仲裁地位。当他因为普通中国水兵对他的拥戴而欢欣鼓舞时,他也对中国的军官们极为蔑视。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聪明能干的例外,但大多数的人都是十足的胆小鬼。“他们所处的阶层,”马吉芬先生说,“官僚阶层,是中国最卑劣的一群。他们的目标或者传统不是变得勇敢、有男子气概,而是绞尽脑汁去压迫、压榨,而他们则在压迫得来的好处中苟延残喘”。

当战争爆发时,马吉芬先生正要请病假回美国探望朋友,经过在中国十一年的工作,他的身体状况不佳;但他随即取消了回国计划并志愿加入作战,并被指派于“镇远”号铁甲舰上服务。

虽然中国海军的表现几乎令马吉芬所有美好的期盼落空,但他仍然对前途满怀憧憬。中国军舰与敌军的第一次遭遇战引起了他的深思,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一些乐趣。宣战的前几日,鱼雷巡洋舰“济远”号开赴朝鲜海岸警戒陆军登陆。她于数日后回航,随后战争即爆发。他当时看着这艘军舰开进港口,但并没有注意到她已经与敌舰发生了战斗。但不久后他的一名属下走进他的办公室,马吉芬问他发生了什么,属下回答:“很多人生病了。”“我没有理解他在说什么”,马吉芬先生说,“因为船上没有什么能让人生病的;所以我说:‘究竟什么玩意让他们得了病?’于是那个人变得十分激动说道:‘许多人被打破了。’我立即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船上许多人受了伤,他们经历了一场战斗。我立即登上了船,并亲眼目睹了那些被‘打破’了的人以及该舰经历了战斗的证据。对战斗过程的描述让人开心不起来”。

以上部分和下文都来自马吉芬先生对中国的直观印象。马吉芬是一个看上去高大结实的人,有着一张坚毅的面庞,看他的目光就知道如果以他为敌肯定不好对付。他祖上是苏格兰人,他本人则出生在美国。如果听他的口音,则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尽管他的习语是美式的。说到他的祖上,马吉芬先生戏剧性地继承了他的曾祖父的行伍传统。其曾祖父生于苏格兰,并在独立战争中成为了大陆军的一名军官。在他参加的一场战役中,他俘虏了一些敌军士兵,竟然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兄弟。马吉芬先生说话稳重、深思熟虑,喜欢一边说话一边来回踱步,就像是在军舰的后甲板上一样。以下为他本人的叙述。

“那是,”他说,“1894年9月17日的早晨,我们第一次发现了日本舰队。我们的舰队在丁汝昌提督的指挥下在前一天护卫着运兵船,来到了鸭绿江口。登陆部队沿江上溯十五英里起岸,登陆持续了一整晚。第二天早晨——星期一、17日——每艘军舰都进入了战备状态,当日舰出现时,我们正忙着训练炮手。这天天气非常好,微风习习,我们能够清楚地数出他们军舰的数量。

“我们一发现敌舰”,马吉芬先生说,“在他们发现我们以前,我们就起锚迎了上去。因为他们正处在航行状态,而我们则在碇泊中,他们会发出比我们更浓密的煤烟,因此我们能够率先发现他们。但随即我们也开始竞相航进,他们也立即从升腾的烟柱中发现了我们的存在。有一段时间他们似乎想停止向我们接近,观察着我们的动向。他们一定知道我们有六艘鱼雷艇和四艘炮艇伴随着舰队,所以他们高估了我们的实力,因为鱼雷艇与炮艇都在江中,其中只有两艘后来加入了战斗——还是在海战已经打了大半的时候。

“为了侦查我们的舰队”,马吉芬继续道,“他们与我们的舰队平行航行了一段时间,在林总兵的眼中这好像是他们正在向我们驶远”。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可怜家伙当时的反应。我们一起在舰桥上,看到他们‘远离’后,他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采,然后他用英语大呼起来——他以前都是讲中国话的——拍着手在舰桥上迈着大步,‘妈的,他们撤退了!妈的,他们撤退了!’(Goddam, they retire!)我说:‘舰长,他们没打算撤退。我们免不了一战。’”

马吉芬先生解释说舰队官兵们事实上经常摩拳擦掌,准备与日军决一胜负,因为威海卫和旅顺的陆军常常因为他们没能击沉敌舰而冷嘲热讽。林总兵之前也曾与水兵们一样表现出与日军决战的热情,但他现在却被敌军退却的场面高兴得冲昏了头脑,不停地在甲板上踱步,一边喊着:“他们撤退了!老天爷啊,他们撤退了!”

“我们就这样尾随了敌军一段时间”,马吉芬继续道,“等到敌军差不多了解了我们的实际实力后,他们就显示出了准备开战的姿态。战斗从大约12:20分开始,持续到大约下午5:30。

“在海战爆发时,我正在舰桥上负责测距。在整场海战中,我很少有机会关注到我舰以外的战况,但我还是有机会观察到敌舰队令人钦慕的、极其严整的纵队,敌舰队由两个分队组成——先头的游击队,包括‘吉野’、‘高千穗’、‘浪速’与‘秋津洲’;本队,包括‘松岛’(伊东中将的旗舰),‘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和‘比睿’。‘赤城’与‘西京丸’作为预备队。我们的舰队列成人字形队列前进,由十艘战舰组成:旗舰‘定远’、‘致远’、‘济远’和‘广甲’构成了左翼;‘镇远’、‘来远’、‘经远’、‘靖远’、‘超勇’与‘扬威’构成了右翼。‘平远’和‘广丙’以及两艘鱼雷艇直到海战进行了大半后才加入战斗。

“但我还没来得及欣赏眼前这激动人心的景象,海战就随着‘定远’舰的开火而爆发了。我舰于一到两分钟后也开始发炮,随后日本人也加入合奏。战斗爆发后我们那些军官的反应非常奇怪。一发炮弹飞过我们的船,这不过是一发跳弹,但也足以把大部分军官吓得丢盔弃甲;事实上,这以后他们就基本消失了。我看见我们的驾驶大副(navigation lieutenant),他是一个闽人(全都是一群胆小鬼),在第二轮射击时从右舷炮塔逃跑了,脸色吓得跟白纸一样。

“不久之后,我就得揣他一脚,让他知道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一座炮台的旋转装置出了故障,我不得不来到炮塔的装甲围壁中进行检查。当我正往下走的时候,一个人抓住了我的腿试图阻止我,他喊道:‘没有剩余的空位置了——你得找别的地方躲起来。’我朝下看去,就看到那个驾驶大副和另外十多个人吓得蜷缩在那里。我对驾驶大副恨得咬牙切齿,就对着他的胸口踹了一脚。他们这才让我走下来,我才得以把旋转装置修理好。”

毫无疑问,日本人面对这样一群懦夫无疑将是胜利者。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马吉芬先生又发现林总兵——右翼的指挥官——和他的一名高级军官的表现甚至比那些军官们更可耻。“我不断地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从我下方的指挥塔里传出来”,马吉芬先生说,“我觉得对那种声音最恰当的比喻就是狗吠,我很奇怪这到底是什么发出的,但我当时没空去询问这个。不久后我为了指挥战舰进入到指挥塔中,我惊讶地发现这竟是我那尊敬的舰长发出的!他正跪倒在地,以极快的语速用中文喃喃自语——祈祷着,或者说一边祈祷一边诅咒着——每一发炮弹击中军舰时他就像狗一样嚎叫起来。只要我还活着,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幕景象和那种声音。我真想踹他一脚,可是我没那么做。可是在整场战斗中,我能从他每一次嚎叫中知道有炮弹击中了我们,除此之外,我倒是因为忙于其他事务而不可能注意到军舰的每一次中弹”。

“在‘镇远’舰的战斗中”,马吉芬先生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舰首的火灾。当前部艏楼甲板发生火灾时我正在指挥塔中发号施令,我忙着应付即将用完的消防水管,而火灾在此时已经蔓延了一大截距离。接着我们就与火魔展开了战斗,水兵们坚持说必须有军官带领他们才去灭火,但只有一个军官胜任带队的任务——正在左舷炮塔指挥作战的枪炮大副(gunnery lieutenant),一个杰出、勇敢的家伙;但只可惜他地方口音太重,无法沟通,因此我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

“许多人志愿跟随我,我们刚一来到前甲板敌军的炮火就开始向我们倾泻,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打成碎片,一发速射炮弹居然从我两腿中间穿过,打伤了我的两个手腕,还带走了我上衣的下摆,我当时正俯身拿起一个水管。一发炮弹击中了指挥塔,一枚爆炸的弹片击中了我。我刚把弹片处理掉就又在几乎相同的部分再次受伤,而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这时候我们正被三艘敌舰近距离围攻——一艘在左舷,一艘在右舷,一艘在正前方;左舷的那艘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所以两门右舷主炮的炮手被指令把他们的炮转向左舷,以试图压制那艘敌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就需要越过前艏楼甲板射击。这时我和我的志愿救火队员们正要往前甲板走,于是我命令右舷炮塔的炮长暂停向左舷射击,转而瞄准正前方的敌舰,不然的话他们的炮火就会波及到我们。但谁料我刚一转身,一发炮弹就把那位炮长打成了碎片,而接替他的炮手不知道我们已经冲向前甲板,因此继续瞄准左舷的敌舰,开了火。

“冲击波将所有人吹离了地面。我身边的那个人即刻身亡。与此同时,一发来自敌舰的速射炮弹打中了我的身体,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但所幸没有造成致命伤。我因此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我倒在了一根破裂的水管上,管中喷出的水浇在我的脸上,让我苏醒了过来。”

马吉芬先生此时解释说那两门火炮间距六英尺,当第一门炮开火后他就躺在离第二门炮十英尺的地方。“炮口喷出的火焰”,马吉芬先生说,“那就像一道闪电。我还没听到大炮的响声它就将我冲昏了过去。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另一门右舷炮的炮口之下,我的脑袋就在炮弹的射击线路上。我观察了一两秒钟大炮瞄准的过程,然后立即意识到顷刻之后它就会再次开火而我将被撕成碎片。我向艏楼的边上滚去,跌到了下面大约八英尺的主甲板上。这时候我感觉那门大炮开火了。

“我胸部重重地着地,吐了一大口鲜血,因此那些看到我的人都以为我死了。我设法进入艏楼,呆在一个扬弹机的旁边,但不久后一发炮弹射了进来,爆炸的破片四散飞溅。当时有四个水兵在扬弹机边工作,我不能行走,就让其中的两人把我抬到后面,以避开呛人的硫磺浓烟。我们还没离开多远又一发炮弹在我们刚才所在的位置爆炸,把另外两个人打成了碎片。你在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炮弹在艏楼上留下的弹孔。”——他向我们展示了623页上的那张照片。

马吉芬先生现在依然承受着这些伤痛,而且他认为这些伤痛将伴随他一辈子。在英国的时候他身体的左侧和腿部还残留有弹片,这些弹片影响了伤口的愈合。在不到一英尺的范围内他似乎被四十到五十块弹片击中,他能够活到战斗结束简直是一个奇迹。“我手下的人”,他说,“都说我命硬”。除了身上的伤口,他的衣服也着了火,他的一只眼睛遭受了重创,因此在战斗的末期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

在被问及关于双方舰队的实力和素质时,马吉芬先生说在战前他确信中国舰队能够取胜,因为日本军舰在面对中国的铁甲舰时很可能不堪一击。但日本人弹药供应充足,中国人则缺乏弹药。“我们主炮弹药稀少”,马吉芬说,“而且有些雷管里装的都是煤灰。”马吉芬先生将中国陆海军的大部分失败原因归结为上层机构的腐败。他断言,从北洋海军营务处总办罗丰禄到能够出卖情报的最低级官员,所有官员都受了日本人的贿赂。

“尽管如此,我们仍尽了最大的努力”,马吉芬先生继续道,他仿佛认为即使他没有获得胜利,但胜利也应是属于他的。“比如‘镇远’号,她自始至终处于苦战中,四百枚以上的中弹数即可作为最好证据,我们差不多要被炸成碎片了,但我仍然自豪于我们把她平安无事地开了回来。如果您还记得,正是‘镇远’号给了敌军旗舰‘松岛’号致命一击,这一发炮弹当场打死了四十九人,另造成五十多人受伤;炮术长(gunnery lieutenant,实为‘松岛’分管右舷速射炮的分队长志摩清直海军大尉,译者注)被掀入海中,遗物只剩下了一顶军帽和一副望远镜。

“我们命中‘松岛’号不久就发现我们12.2英寸主炮的钢制爆破弹已经所剩无多,这种炮弹每发大约5英尺长,800磅重,大约携带有90磅的黑火药。正是这样一枚炮弹造成了‘松岛’的灾难。当烟雾散去后我们都发现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但损伤的详细情况我也是战后才得知。从日本方面的报告来看,它造成了其13英寸加纳炮的彻底瘫痪,并引爆了一些发射药,这些发射药是被放置在甲板上用于快速装填的。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八艘军舰在对抗十三艘日舰时(原文如此,译者注)表现非常不错。我们必须考虑到‘济远’在战斗一开始就逃跑的事实,而‘平远’则在海战末期才加入战场,在敌人撤退时象征性地开了一到两炮。事实上,战斗的中心即为‘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经远’号发生火灾不久后就沉没了,‘来远’起火后几乎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有段时间她所有的船员都加入到灭火战斗中。

“是的,火灾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破坏。两艘阿姆斯特朗巡洋舰‘超勇’与‘扬威’在战斗初期就起了火,不久后火势就无法控制,她们薄弱的侧舷很容易被炮弹穿透,随后其内部的木制结构就被点着,熊熊燃烧起来。

“战斗中最英勇的行为?哦,或许应该是一个男孩,我们枪炮大副的弟弟,他一直在炮位上帮忙,把工具递给炮手,虽然炮弹不断地落在他的周遭,他却一点都不胆怯畏缩。他哥哥受了重伤,但他却平安无事。当他哥哥受伤时他帮着把哥哥抬到炮位下,但之后他就立即重返岗位,并一直坚守到最后。他当时并不是正式的船员,只是因为来探望哥哥而留在了船上。

“但说到最英勇的船,还是得数邓管带统领的‘致远’号,她当时正支援‘来远’舰,这时一发炮弹或鱼雷击中了其水线以下——没有人确切知道——但她立即倾斜了。邓看到自己的船快不行了,决心冲撞一艘敌人的大舰,与其同归于尽。敌人发现了他的企图,便立即向他倾斜了大量的炮弹,于是倾斜更加严重了。她在即将撞上目标的一刻翻沉了,船首首先下沉,不久后全船尽没。只有七名船员最终得救。

“奇怪的是如果没有他养的那条狗的话,邓管带原本是能够得救的。那是一条凶猛的大狗——有时候连它的主人都无法驾驭。军舰沉没的时候,邓管带抓住了一片船板,漂浮在海面上,这时他的狗游向他,扑在他的背上,扼住了他的喉咙,迫使他松开了手,于是连人带狗一同淹死。七名幸存者目睹了这幕惨剧。

“有些中国军官非常勇敢?是的,是这样。但大多数军官都是闽人,非闽人大都非常勇敢。‘济远’舰上大都是闽人,所以战斗刚打响他们就溜之大吉了。我们看到该舰12:45就向旅顺港逃去。怯懦的方管带事后说舰上的所有炮塔在战斗的一开始就损坏了,因此他不得不选择撤退以保存他的军舰。但经过调查发现这一申辩完全不能成立,其炮塔的唯一损坏——损坏还并不严重——是在他掉头逃跑以后受到的!”

“如果我们在威海卫的工作不是被战争所打断,我们不久就能令中国海军的人员组成焕然一新——我指的是军官构成”,马吉芬先生说,“我们对即将毕业的青年军官寄予厚望。炮术学堂尤其出色。我刚才说过,它由英国海军的鲍彻上尉负责。他本人是一名极为出色的炮术军官,并且对工作满怀热情。

“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了解了我们精湛的炮术;但必须注意到,由于他们的速射炮,以及在以十二舰对我六舰时的优越感,我们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事实上,虽然我们能在每100炮中中二十弹,而他们只能中十二弹;但是能在我们发射100炮的时候发射600炮,所以在我们击中二十弹的时候他们已经打中我们七十二弹了。与此同时,他们只有六个目标,而我们则有十二个。如此一来你就能清楚地发现我们的不利之处了。”

“你很难想象”,马吉芬先生停了一下,继续道,“当我们在努力训练水手、军官,培养他们的团体协作精神时,有些人却尽其所能破坏我们的工作成果。我曾向上级指出军官们在写作报告时受到了干扰。用中文写报告本来就是一件难事,而且还是由一群置身事外的人写的。这帮人是一群官僚,他们卑劣、胆小,完全有害而无益,简而言之,他们几乎是所有中国人劣根性的总集合。所以这群人总是扎堆,当他们看到有人做了与传统礼法不符的事情,比如穿了一件与那种蓝色长袍不同的制服,或者操习军事课程等等,他们就会齐刷刷地站成一排,对此冷嘲热讽。他们还会对此大发议论,说什么学习西洋的歪门邪道而忘却了传统礼法云云。这对我们的水兵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可是在一艘庞大的军舰上肯定会有很多这种人——大约二十到二十五个。当我们即将投入作战或者战斗爆发的时候,这些家伙就立即装病或者说家里的父母亲死了要去守孝。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的父母亲数量多得令人惊讶。这是怎样的孝顺啊——又是怎样的懦弱!”

“有一个这样的怂包蛋”,马吉芬继续道,“在战争刚爆发时,他意识到我们有可能跟敌人发生战斗,就故意装病,说要回家。当时舰队正在朝鲜,他的请求被拒绝了。后来他又听说一艘军舰第二天早上要返回中国,他头天晚上就贿赂了那艘船上的一些水手,躲在了那艘船的货舱里。第二天早上,他壮着胆爬到甲板上,却惊讶地发现舰队其余的船都已经回国了,而自己身处的这艘船却被安排了另外的巡航任务。这个可怜的官员哭爹喊娘要回家,说要埋葬父母。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于是不得不呆在这条船上。他啥也没做,什么伤也没受;一两天以后回到了港口,这个怯懦卑劣的官员吓得得了病,于是不得不被送回了家。”

“这是中国海军受到的负面影响之一”,马吉芬先生说,“事实上,我们几乎没有取胜的机会。日本人在几乎所有方面胜过我们。他们有更多的船,大部分的火炮都能在我们打一炮时打上五到六炮。他们的船速度也更快,我们有几次想实施撞击战术,但是在他们能开十七节,而我们只能开十二节的时候,这还有任何可能吗?但是,暂且不论这些缺点,假如每艘军舰都能像‘定远’和‘镇远’那样奋勇作战的话,我们还是能够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的。日本人也承认,我们两艘船——两艘铁甲舰——自始自终保持着我们的阵位。而且‘镇远’号以其坚韧不拔和精湛的炮术挽救了整个舰队未遭歼灭。

“可是大东沟海战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决定性的。它使日本人完全获得了制海权。这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战略上的胜利,他们理应获得这样的胜利。这场海战的意义不仅在战役本身,它还是本世纪最为重大的海战行动之一,而且也决定了中日战争的成败。

“关于悬赏我的项上人头?我不想对此说太多。日本人悬赏了5000元——一日元约等于一美元——缉捕我。我不知道其中原因。我并不是他们唯一悬赏缉拿的人——我猜他们大概是想发泄仇恨吧。但我想如果他们逮住了我他们也不会得到任何东西的,因为最后我可能没时间举枪自杀,但我随身带有一个小瓶子,里面装了氰化物,以备不测。”

最后,马吉芬先生说道:“我很抱歉没有更好的照片能给你们,我有一台柯达相机,海战开始时我拍了七八张照片,但胶片太糟糕了,所以不好意思我无法给你们了。”

注:“访谈录”译自《河岸》(Strand)杂志1895年7~12月刊,第10号,第616~624页。

 

知识点:

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美国人,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中法战争期间来华,先后在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任职。甲午海战期间,作为 “镇远”号大副与中国海军一道,参加了惨烈的“大东沟海战”同当时中国海军官兵一道,奋力抗击日本侵略军。身受重伤,随着北洋舰队全军覆灭,他回到美国, 终日奔走于美国当时各大舆论交流所在,到处演讲,叙说中国舰队的英勇作战。为“中国舰队”在西方遭受的不公正的舆论待遇所愤慨。1897年2月11日,马吉芬在美国医院愤恨自杀。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天是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丁汝昌,杨用霖于刘公岛自杀殉国2周年纪念日。(引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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