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敬民 丁少锋

出处:甲午网栏目:47期文物考古馆刊发表日期:2014年7月1日

摘要:登县设置时间有三种说法:556年,568年,公元前219年。文登置县时间有争议,解决争议首先应明确置县背景……

关键词: (暂缺)

一、 文登县设置时间考

文登县设置时间有三种说法:556年,568年,公元前219年。文登置县时间有争议,解决争议首先应明确置县背景。

1、文登县设置背景:是在北方各民族大分裂、文化大融合,以及北齐内乱外患的形势下置县。

西晋灭亡后,公元317年西晋皇族司马睿在今南京建立东晋王朝。自420年始,南方接着又出现宋、齐、梁、陈四朝更替,进入南朝时期。北方由于边陲的众多民族纷纷内迁,处于混战内乱,史称“五胡十六国时期”。398年,鲜卑族拓跋部的拓跋珪建立北魏,并于439年统一北方,北方进入北朝时期。自534年起,北魏又分裂为东魏、西魏。550年东魏丞相高洋废魏孝静帝自立,改元天保,建都于邺,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又称高齐。557年西魏太师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这样,全国版图大分裂为南朝和北朝;北方又分裂为北齐和北周。北齐所辖为今洛阳以东的晋、冀、鲁、豫及江苏、安徽、内蒙古各一部分。北齐577年为北周所灭,历六帝28年。

北方的战乱,在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进化和发展,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的还曾统一了中国北方。西晋以后文登域内曾经历过后赵(羯族)、前燕(鲜卑族)、前秦(氐族)、后燕(鲜卑族)、南燕(鲜卑族)、刘宋(汉族)、北魏(鲜卑族)、北齐(鲜卑化的汉人)、北周(鲜卑族)等政权管辖。政权的交替,各民族的杂处,无疑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尽管这些政权在文登历史文化上很少留下文字记载,但是既然他们都在文登域内进行过有效的统治,那么各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则是不可避免的。文登就是在大分裂、大融合时期置县的。

北齐,自东魏大丞相高洋以武力威逼魏孝静帝退位、建立北齐政权后,始终处于内乱外患之中。外患包括一是与南方梁朝长期处于对立之中;二是由于东魏、西魏都是由原来的北魏分裂出来的,因此,由东魏脱胎而来的北齐,始终和西边的西魏、以及由西魏脱胎而来的北周政权处于战争对立之中;三是随时应对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契丹族的南下侵犯、骚扰。

北齐的内乱表现在一是存在时间短,皇位更替频繁。北齐自550年立国至577年被北周所灭,前后只存在了28年,皇帝却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位。除了开国的文宣帝高洋在位10年、设置文登县时的后主高纬在位13年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二年,最多的为四年。皇位的频繁更替决定了这个政权的昏暗、政治上的无作为,以及政权的不稳定;二是皇帝都是短命的,最长寿的只有32岁,最短命的只有8岁。皇帝的短命,决定了国家的大政方针缺乏延续性、军国大事没有前瞻性。三是荒淫暴虐、声色狗马、自相残杀,是北齐皇帝的通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较为突出的。四是朝纲紊乱、民力凋尽、徭役繁重、国力空殚。这是北齐始终面临的社会状况。文登就是在北齐统治危机严重的后主年间置县。

2、文登县的设置时间

文登县设置于北齐后主天统四年(公元568年)。对此,自置县至明中期以前是没有争议的。自明代后期以后,文登县置县时间出现了两种说法。

一种是如上所说,即北齐天统四年设置文登县。持此种说法的有:唐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称“高齐后帝分牟平县置文登县”,齐后帝的第一个年号就是“天统”(565-569年);宋代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载“高齐后主天统四年,分牟平置文登,属长广郡”;金代郭少倩《新修文登县学记》载“至高齐天统间,析牟平置文登县,取境内文登山为名”;清《山东通志·城池篇》载“北齐天统四年置县”;清叶圭绶《山东考古录》载“天统四年,析牟平观阳地置。周因之”;民国《牟平县志》引《太平寰宇记》说为是;新《登州府志》载高齐“后主天统四年析牟平观阳置文登县,属东莱郡”,尽管此处属郡有误,但观点明确。

另一种说法出现的较晚,认为文登县设立于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556年)。持此种说法的有明嘉靖《文登县志稿》,清乾隆《山东通志·建置篇》,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清雍正《王志》,清道光《欧志》,清《光绪文登志》等。尽管出现的较晚,但也不失为一说。

关键问题是同一部《山东通志》却在不同的篇目中出现两种说法,在《建置篇》云“北齐天保七年置县”,因而使问题进一步复杂、混乱。

综合目前所接触的史料,“天统四年”置县说为是。理由是:

其一,通常情况下,对同一个历史事件的不同年代记载,在无更多理由和史料证明的前提下,一般以记载较早的年代为准。文登县设于“天统四年”的最早记载为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此书成书于元和八年(813年),《太平寰宇记》为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年)年代完成.而认为文登设县于“天保七年”的《读史方舆纪要》成书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山东通志》成书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与前者相差近千年,且没有提供新的史料依据。

其二,从现有资料的权威性来说,持“天统四年说”的《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资料价值和地位,要高于持“天保七年说”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各版本的县志。特别是《山东通志》同一本书居然同时写出两个说法,叫人无法适从。通常情况下,在没有更多理由和史料证明的前提下,对于相悖说法的资料,正史的可信度一般都高于地方志的可信度,应采用正式资料说法为是。

其三,以“天保”为年号的齐文宣帝高洋尽管荒淫残暴、乏善可陈,但在行政建制问题上却很清醒,并且具有此前帝王所没有的魄力。他对魏晋以后的行政区划混乱现象看得很清楚。据《北齐书·卷四》载,高洋在诏书中列举了行政区划方面的混乱现象:“牧守令长,虚增其数”;“丁口减于畴日,守令倍于昔辰”;“要荒之所,旧多俘伪,百室之内,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一言以蔽之,即郡县设立乱而多,郡守县令乱而多。于是,他采取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肃然起敬的重大举措:并省州、郡、县、镇、戍。计:并省了3州、153郡、589县、2镇、26戍。这一举措是只有来者、而前无古人之举。

试想,他在大刀阔斧的并省一大批州郡县的情况下,有可能同时再分置一批郡县吗?故文登县不可能是天保年间所置。

其四,齐后主没有他伯父、开国皇帝高洋的魄力和治国能力,是一个无愁无为天子。但在滥封官、乱进爵方面是他人所望尘莫及的。据《北齐书·卷第八》记载,后主当皇帝的第三年二月,只因要“加元服(戴皇冠)”,就“九州职人各进四级,内外百官普进二级”;同年十月只因晋阳大明殿修成,就“文武百官进二级”;第四年,因太上皇帝高湛崩,就“九州职人普加四级,内外百官并加两级”;又过了一年多,因生了皇子高恒,就“内外百官普进二级,九州职人普进四级”。仅仅三年零四个月,九州职人就加爵十二级,内外百官加八级。中央政府职官泛滥到“开府一职官员达到一千多人,仪同官职难以计数,仅领军就增加到二十人”。这样的乱封、乱加爵,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滥设郡县、职位数额膨胀。因此,和高洋天保时形成鲜明对照,文登县只能是后主天统时所设。

其五,根据目前所见史料,尽管存在诸多不同记载,但都认为文登县是从牟平县(及观阳县)“分”置出来的。这个“分”字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和要害。说明文登县不是在原有的县进行并省以后的产物,而是在保留原有的牟平县前提下,又增设的一个县。这与天保年间的并省原则背道而驰,而与天统年间的乱封、乱进爵是完全一致的。故而,文登县只能设置于天统年间。

又,文登县名自古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无论是正史,或是地方志,或是野史,或私人著述都毫无争议地认为,文登县由境内的文登山而得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出现一种新的说法,认为文登县得名直接由秦始皇东巡而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山南麓牌坊立柱竖联之标识:“祖龙驻跸文士登山古县得名由昔始”。显然,这里认为文登县名直接是由始皇东巡得来的。此联一出,后来不了解历史者皆本此说了。

此问题非同小可之处在于,由县得名牵扯了一个文登县设于何时的问题,按此说,文登县应设于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淳于难起义时间考

淳于难,黄县人,隋末在文登发动反隋起义,被李唐政权封为登州刺史、晋国公。这个起义是威海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尽管隋末农民起义爆发于大业七年(611年),而关于淳于难起义具体时间问题,不论正史,或者地方史都没有提到。目前关于淳于难起义,正史所见记载有二:

《新唐书》载“隋政荒,天下大乱,四方盗起。淳于难据文登。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九月乙卯,淳于难降”

《资治通鉴·唐纪五》武德四年“九月,乙卯,文登贼帅淳于难请降;置登州,以难为刺史”

以上记载只具体提到淳于难于武德四年归附李唐、被封为文登州刺史和晋国公的时间,没有交代淳于难举行起义的时间,而这正是我们研究域内历史所不能忽略的。

1、淳于难起义的时间,最早不早于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前。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确定淳于难起义时间,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前提是“隋政荒”。“荒”,此处做“废弃”“弃置”解。也就是说在隋朝政权荒废的情况下,淳于难才起义的。而在大业十二年(616年)以前,隋政权并没有出现荒废现象,理由是:隋炀帝还牢牢的控制着全国政权,仍能在全国范围内征兵征税;613年、614年,隋炀帝又连续发动了两次征伐高丽的战争;即使到了615年,隋炀帝还命令郡县、驿亭、村坞修筑城堡,强迫农民迁到城堡里居住,尽管这种做法迫使更多的农民参加起义军,但隋炀帝的指令还能上传下达。即使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还能对全国发号施令。这就说明隋政还未“荒”,也说明淳于难至少在616年前还没有举行起义。

第二个前提是“天下大乱”。这就是说,淳于难是在全国到处处于一片混乱状态,是“大”乱而不是小乱的情况下参加农民起义的。这种大乱除了表现在到处都发生农民起义之外,还应表现在统治秩序的混乱,社会各阶层都响应农民起义,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社会正常的生产活动停滞,正常的社会生活无法维持。只要国家政权在正常运转,就不能说是“天下大乱”。尽管611年就爆发了隋末农民起义,但是,直至616年之前,仍没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仅举615年和616年的几例事实即可说明问题:615年,在中央增加撰修官、增建书室;突厥等二十余国遣使朝见隋炀帝;隋炀帝诏全国“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皆筑城;在山西、河北置抚慰大使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当年8月隋炀帝还进行北巡,虽被突厥围困,仍诏各地募兵驰援,地方即来应援,9月突厥即解围而去,如果天下大乱,隋炀帝不可能进行北巡,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解围还都;11月诏江都再造龙舟,以备巡游……可证615年天下并未大乱。616年1月在今江苏常州仿洛阳西苑修离宫十六,其壮丽超过洛阳;7月,扬州龙船造成送往东都,隋炀帝三游江都;逃往江都之时,还“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资治通鉴》卷183),并且在许多地方设置了高级军事官员加强对起义的镇压,李渊就在这时被隋炀帝任命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山西、河南抚慰大使。这就说明616年天下有乱,但还没有出现“大乱”,也说明淳于难在616年前还没有参加农民起义。

第三个前提是“四方盗起”。“四方”指全国各个地方、各个方位;“盗”,封建社会特指农民起义。这里是说全国到处都出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在大业十二年以前,就全国范围来说,起义军虽然已由被动转为主动,并且都取得了较大胜利和发展,特别是瓦岗军和河北起义军等发展更快,但是还没发展到“四方盗起的”局面。当然也就说明淳于难在616年前还没有参加农民起义。

淳于难正是在以上“隋政荒”“天下大乱”“四方盗起”三个前提出现后,才在文登举行起义、占领文登。当隋炀帝的统治还在维持,说明他的政令在统治集团中还行的通。

2、淳于难起义的确凿时间应该是大业十三年(617年)。

其标志性的事件有:

其一,此前的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为挽救危局逃亡江都,妄图重新组织力量垂死挣扎。隋炀帝逃离首都,说明它已丧失控制关中地区的信心和基础。这是“隋政荒”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这是淳于难参加起义的前提形势表现之一。

其二,就在逃亡江都后,隋炀帝“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全国共十二道,向十二道发兵讨贼,说明这时起义已遍布全国十二道,正符合淳于难参加起义“四方盗起”的前提形势表现。

其三,在616年末和617年初,在全国,瓦岗军、河北义军、江淮义军形成了三支主要的反隋起义大军。特别是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在中原地区迫使隋军龟缩洛阳,不敢出来与义军交战;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将河北的大部分郡县攻克;江淮义军在杜伏威、辅公祏领导下攻占今南京,江淮的义军都先后加入他的队伍。最为可贵的是,这时的义军之间能达到了相互呼应、支援。整个社会出现了淳于难参加起义的“天下大乱”局面。

其四,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是起义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617年农民战争形势的一个最重大变化是,统治阶级内部大分化,大批隋朝官员起兵反隋。主要有隋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起兵反隋,马邑鹰扬校尉刘武周起兵反隋,金城府校尉薛举起兵反隋,隋将裴仁基投降瓦岗军,隋朝太原留守、关陇贵族出身的李渊在太原起兵,打着安定隋室的旗号,向关中进军并占领了长安。这说明除了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

此外616年下半年和617年上半年,除原有的农民起义队伍,又有:冯翊人孙华起义,高凉洗宝沏起义,恒山赵万海起义,扬州沈觅敌起义,安定荔非世起义,鄱阳操师乞起义,鲁郡徐元朗起义,弘化到喦成起义,庐江张子路李通德起义,等。同时,李密为瓦岗军定下灭隋战略目标,并大败隋将张须陀。起义军在其他各个战场上都大败隋军。大业十三年在全国同时出现了“隋政荒”“天下大乱”“四方盗起”的局面。

淳于难就是利用此局面发动起义。故其起义的确凿时间,应该是617年。

3、淳于难为何起义四年后才归附李唐政权

李渊进入关中后,面对众多的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它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武力征服不肯臣服的割据者;二是收买拉拢中小割据者。

淳于难是617年发动起义的,李渊是在618年就建立了唐朝政权。淳于难是在李唐建立政权四年多以后的621年降唐,淳于难617年起义后而没有马上降唐,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的唐政权,还不是全国性的政权。直到620年时,李唐政权才巩固了关中根据地,也是在这一年,李世民消灭了刘武周后才恢复了对山西的控制。也就是说,620年以前李唐只据有关中和山西两地,还远远不是全国性的政权。和李渊并存的政权,重要的就有梁师都的梁政权,刘武周称帝的定扬可汗政权,薛举的西秦政权,李轨的大凉政权,肖铣的梁政权,沈法兴的梁王政权,窦建德的夏政权,杜伏威的楚政权等等,其中薛举、李轨、刘武周在关中和李渊并肩抗衡。在群雄并起、各割据一方的局面下,远在几千里胶东东部的淳于难,不可能在李渊还不是全国性政权的情况下投降李唐。

第二点,李渊建立唐朝后的首要任务是消灭能够和他抗衡的以上所列的大股割据势力,所以在620年以前,他无论在军力上和心理上还无暇顾及远在东海边的淳于难起义军。

4、淳于难选择621年降唐和李渊选择621年收降淳于难,原因也有两点:

第一点,至621年之前,李渊采取武力打击和瓦解拉拢两套手法,先后消灭了薛举的继承人薛仁杲、李轨、刘武周、窦建德等势力,收降了罗艺、王世充、肖铣等集团,占据了关中、山西、河南和河北、山东的大部分,更重要的是唐军正处于不可阻挡之势,局面和局势已经初步明朗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淳于难选择了投奔李唐政权。这是形势发展促使淳于难的明智选择。

武德四年是李唐政权在全国确立统治地位之年,就在此年,高丽、新罗、百济开始遣使向唐中央政权朝贡。周边国承认唐的中央政权地位。

第二点,对于李唐政权来说,尽管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就全国来说,还有大片的版图处于其他势力掌控之下。如河北的刘黑闼,鲁南的徐元朗,冀北的高开道,江西的林士弘,江淮的辅公祏,朔方的梁师都,这些都是李唐统一道路上的障碍。为此他必须一方面要借助于地方小股势力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要防止这些地方小股势力被其他大割据势力收编,而成为李唐的对立面。因此,在统一全国的关键时刻,李唐政权不惜采用高官、高爵位来收买地方小股势力。就淳于难来说,他只是占据文登一个县的小股割据势力,李渊却以最高的一级行政区划首长——州刺史这一高官来封授他;以做臣子的最高爵位——国公来封赏他。在封建社会的爵位等级中,“国公”是最高级的爵位(皇子封王除外),而齐、秦、晋、赵、楚等爵号在国公中属于高爵位、高等级的封号,如李世民曾被封为秦王,隋炀帝曾被封为晋王。李唐封淳于难为晋国公,足见李唐政权收买地方势力决心。

淳于难的降唐和李唐的收降淳于难,是双方政治需要的完美结合。

至于,是淳于难主动降唐,还是李唐主动收降淳于难,按照《资治通鉴》“文登贼帅淳于难请降”和《文登县(王)志》淳于难“唐兴归附高祖”,以及《黄县志》淳于难“唐兴乃入于朝”等记载看,是淳于难主动归附李唐的。

5、淳于难起义的作用评价

首先,要确定淳于难的政治面貌。就目前的资料记载看,对此问题有两种观点。

一种说法,对于淳于难是否定的。如《资治通鉴》就称淳于难为“文登贼帅”,把淳于难率众反隋起义的正义之举称为“叛隋”。称呼农民起义为“贼”,是历代统治阶级污蔑农民起义的惯常做法,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司马光这位治史大师,为何对于同样反隋的李渊就不称其为“贼”呢?李渊不仅反隋,而且直接建立政权取代隋朝。归根结底,是司马光的封建正统意识所致。

按《新唐书》“四方盗起”,是把包括淳于难在内的所有农民起义都称为“盗”。

另一种说法,则把淳于难排斥于“盗”之外,并给以较高的评价。《山东通志》把所有起义者皆称为“盗”,但对于淳于难却认为“难与弟朗聚众保障文登,民赖以安”;《黄县志》认为“淳于难素抱英材,据守文登,人民赖以安堵”;《文登县(王)志》更进一步认为“难当隋乱,实有功于文登”“难真不愧人杰矣”。《元和郡县图志》尽管把隋末农民起义称为贼,但却认为淳于难领导的文登县起义不是“贼党”——“文登县人不从贼党”。

后一种说法,不仅不把淳于难定为“盗”,反而称其为“英材”“人杰”,更重要的是把淳于难的行为,认为是一种保境安民的正义之举。

如果说第一种观点是封建正统意识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后一种说法则更贴近于历史真实:淳于难确实是一位文登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淳于难起义的意义,可从五个方面进行评价:

第一,作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淳于难在推翻隋朝残暴统治的历史大潮流中,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隋残暴政权的被推翻,文登县人曾直接参加、有着直接的贡献;换言之,确立大唐帝国在全国的统治地位、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的发端,也有文登县人民的一份直接功劳。这也应是文登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在战乱遍布、百姓随时随地处于水深火热、生命财产朝不保夕的局势下,淳于难的起义,做到了保境安民,使文登人民免于遭受战乱之苦,这是难能可贵的。这在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上也是少见或仅见的。

第三,淳于难在文登发动的起义,应该是文登以至威海域内历史上最大、唯一成功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影响上及于唐中央政府:被封予一级行政区划职位——州刺史,封予最高等次爵位——国公。

第四,纵向考察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一方面具有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它又对社会的文化、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的破坏性。而淳于难的起义,一方面具有反隋朝压迫剥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农民起义的破坏性,是对农民起义恶性一面的否定,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正义之举。这也为充实农民战争史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第五,以淳于难起义为契机,文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州郡级行政区划单位——文登州,这也是文登古代史中唯一出现的州郡级行政区划单位。中国历史地理中的登州,就是由此次设立文登州发轫的。

三、隋唐时的文登寺院考

目前的出版物一般认为唐时文登寺院只有4座。笔者考察认为,文登县唐及唐以前的寺院,确知的有8处:

(—)宝峰寺,在县城西北50里,清末名为长夼院。《文登县光绪志》载“旧志:唐时敕建,有碑。今无存”。清乾隆二十五年(1770年)知县陆允炳和三十六年知县简贵朝所制“断明界限,勒石禁约”碑文载,“邑之长夼院,古名宝峰寺”“创自有唐,有敕建碑记,乃文之古迹也”。嘉庆五年(1800年)重修长夼院碑载“寺曰宝峰,盖自唐敕建,千余年迄今”。宝峰寺为唐时建筑,是不容置疑的。

嘉庆五年重修后的宝峰寺,据碑文记载“来游者仰瞻殿宇,金碧辉煌,较前此大不侔矣”。这主要功归于当时管理佛事的僧官——僧会名叫清信的人,以及它所推选的修寺负责人、柘阳寺的戒僧名叫源兴的和尚。源兴经过千辛万苦募捐,终于将寺修成。可惜,此寺至清末也无存了。乾隆碑和嘉庆碑,也无着落。

(二)王疃寺,在城北30里今汪疃镇驻地。据《文登县光绪志》转引《旸谷小识》云“《文献通考》物异条云:石晋开运二年(945年),文登地内涌出金铜佛像四”。王疃寺内,直至清末仍有铁佛像。铁佛像在945年的五代石晋时才被发现,说明王疃寺铁佛至少在唐时就已经铸造出来了,说明王疃寺在唐代就已经存在了,也说明今汪疃镇驻地汪疃村是唐代即有的古村落。

因为五代时期属战乱年代,朝代短促,特别是石晋朝总共才存在了11年,且主要是在马鞍上度过的11年。年年月月有战争,战乱人们是无暇来铸造铁佛的。此前的29年之前,就是唐朝。这中间的29年,走马灯似的经历了四个朝代的轮替,是战乱叠起的29年。这29年,地方割据势力互相攻伐且不论,仅梁、唐、晋中央政权与其他势力的较大战争就有几十次。乱世,无文化发展,所以王疃庙建于唐代是无可怀疑的。

(三)六度寺,在昆嵛山主峰前无染寺东。明洪武朝赐名“洪度禅院”。据《文登光绪志》载,寺之北山有一高一丈多、宽七尺余的大石,上刻“历代敕修六度禅院,记隋开皇三年(583年)起建”。这个大石刻字,是明洪武七年(1374年),六度寺主持智政和尚,鉴于自古以来碑石屡遭洗劫破坏,乃把字刻在大石上,使六度寺永远不失去寺名。由此知,六度寺建于隋代。

六度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很大的。这只要从历代都给以重修这一事实便可知之:唐开元年、大中年,宋太平兴国年、湻化年、治平年,金大定年、明昌年、泰和年,元代延佑甲寅年(1314年)、至正年······历代相继重修。从相继重修考察,六度寺香火一直延续,直至清代顺治七年(1650年)于七起义时才毁于兵火。可见六度寺在历代地位之重。

从有可靠记载看,六度寺是域内建筑最早的寺庙。

(四)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唐时文登县治地有惠海寺,寺内有极乐舍利院;

(五)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提到惠聚寺,在县治南,“秦皇御宇,驾幸此地游赏,因立佛寺,号之惠聚”。

(六)莲花院,在原城东北一里。据《文登光绪志》载“院之西南,有唐景福二年(893年)和尚皈敬石幢”,知莲花院至少建于唐昭宗景福二年前。此幢呈八面,东、南二面刻有幢《记》,以及官绅们的题名;其余六面刻有佛经,其中西面字已剥蚀,其它五面字皆完好无损。这个石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应是幢上的刻字。刻字包含三方面内容,都是研究文登历史的重要资料。

1、刻有幢记。内容主要是记述皈敬和尚(844年—891年)的经历。此外透露出六点信息:

《幢记》提到皈敬和尚在昆嵛山修行多年,这从“挂锡昆峰,久历岁月”一语可知。这进一步说明唐时昆嵛山佛教之盛,很早即建有寺庙。特别应指出的是,此处“昆峰”即指无染寺,其它寺院因离泰薄顶远,不能称“昆峰”。知,无染寺建寺至少早于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

皈敬晚年圆寂前不久才来到莲花院,不到一年便生病了。据此知,莲花院这座寺庙要远远早于唐昭宗(889-904年)之时,至少在唐僖宗(873-888年)以前就有该寺了;

皈敬和尚于大顺二年(891年)47岁圆寂后,他的徒弟们为他打造石幢,幢座和幢顶分别刻着仰俯着的莲花图案。莲花院的名称,可能与莲花有关;

皈敬刚来莲花院时间很短,莲花院的僧人都自称为皈敬的门人(徒弟),可见皈敬的身份是莲花院的主持或长老;

制造石幢之时,从“召良匠”“取奇石”“取珍材”“役百人”,用时“半一之岁”的记载知,皈敬和尚威望很高,得到弟子们的极大尊崇;

从“乃卜县之艮位,置院之坤宫”记载,知莲花院当时的方位就在县城东北部,皈敬就葬于莲花院西南部;

2、石幢刻有官绅的题名。从提名知道,当时文登县的官与吏分别为:县令,主薄,县尉,司衙司,司功司,差料司,司户司,司仓,司法,司士,两税。一个较完整的县领导、助手,以及各部门的设置皆刻于幢上。我们研究唐史,只是见到带品级的官员和衙门,至于基层衙门机构的设置状况,特别是无品级的吏员很难见到。此幢为我们填补了此领域的空白。现在我们考察唐时基层职官、绅耆状况,此石幢为我们提供了可靠依据。为研究唐史和文登地方史学者提供宝贵资料。

据说,皈敬石幢原在文登整骨医院水库之西山坡(今城北村)。1959年建水库大坝时,石幢遭到破坏,碑石被劈开,用来铺小北山大队的猪圈底。另有说埋在水库大坝下。可惜的是,《文登光绪志》没录下石幢的其他文字。

3、提到了两税收税官。幢上刻的是收两税的官员名,知道唐代自实行两税法之后,在基层设有专门收取两税的佐吏。对研究者来说也是很有价值之事。

两税法是唐德宗时宰相杨炎提出的赋税改革法,780年由唐德宗颁布,因分别在夏、秋两季征税,故称两税法。这种税法直至明代实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之后才改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税法之一。在县级设有两税收税官,是皈敬石幢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七)黄垒院,位于文登市小观镇北黄村。据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重修黄垒院殿记载,该寺创建于唐开元初年(713年)。因该院位于黄垒村,遂以村名为寺额。宋太祖建隆(960—962年)年间由女尼净香主持该院。至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建筑周备,功力告毕。该院有香幢。由此知,原名黄垒村的北黄村,是唐代即有的古村落。

(八)无染寺。单独介绍。

以上确知的文登寺院共有八处,充分说明,唐代佛教在文登的传播和发展。

(作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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