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敬民

出处:甲午网栏目:45期学苑杂谈馆刊发表日期:2014年6月13日

摘要:威海地区史前社会状况无确考,仅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域内四县市区……即使是秦汉以后的漫长时期,典籍文化记载也不是很多。本文拟根据典籍记载就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关键词: (暂缺)

威海地区史前社会状况无确考,仅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域内四县市区。遗址遗物以龙山文化居多。域内这时的人类处于母系氏族繁荣期和父系氏族时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域内三代历史也缺乏确切记载。即使是秦汉以后的漫长时期,典籍文化记载也不是很多。本文拟根据典籍记载就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夏商周时的我们是谁 ?

夏代以前,据《尚书·尧典》载“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羲仲乃尧舜时掌管天地、四时元官羲的大儿子,是居住和治理东方之官。据此知,域内“嵎夷”之名早于夏代,尧时即有;东方之官羲仲常驻于此,我们是羲仲治下之民;羲仲的职责是率众恭敬迎接引导太阳出来;根据太阳运行规律均平秩序,自东向西开始务农耕作。旸谷之地,一般认为即指今文登界石旸里一带。其实应该是嵎夷之地的泛指。

1、夏代之域内

夏代,域内为青州地。据《尚书·禹贡》载“海岱惟青州”,字面意思是山东北部沿海到泰山之间的广袤之地皆为青州地。它应包括泰山以北至渤海沿岸以东,整个半岛范围内的所有地带。威海地区就在这个地域以内之最东部。因此,威海地区在夏代为青州地。

夏代生活在青州这一地域的人类,按《尚书·禹贡》记载,应是两个部族,即莱夷和嵎夷。那么,威海域内在夏代居住的人类则应是莱夷族和嵎夷族。

(1)嵎夷族居住地生产的物品和贡品为“盐絺”及“海物”。即,海产食盐和细葛织成的布,以及海产品。此时域内盛产食盐——说明域内盐业发达;一种细长的有韧性的细葛植物生长繁多,且能织成细葛布,作为生活用品——说明了此时的原始纺织业的发达;从“海物惟错”之“错”字分析,海产品较丰富。“错”字,为“杂”的意思,即言多之意——说明此时域内海洋渔业较为发达。

根据《禹贡》记载青州嵎夷驻地及生产物品情况分析,嵎夷主要是生活在半岛东边靠近海边的部族,其集成因素有以下几点:

其一,“海滨广斥”之“滨”字,即“涯”,“水边”的意思。“海滨”即海边。

其二,海边为碱卤之地。古代处于不同方位的碱卤之地,分别以不同称名。其中处于东方的碱卤之地称为“斥”;处于西方的碱卤之地称为“卤”。山东半岛东部三面靠海,海岸线长而广,海边皆为卤碱之地。因此“海滨”,从“斥”字可知,即指今山东半岛东边三面环海之沿海地区。

其三,“田惟上下,阙赋中上”,田地的质量为第三等,赋为第四等。由于地处海边,冲积产生的小平原较多,因此土地的质地和应交之赋皆属中上。

其四,就青州所处位置来看,只有海边之部族才有大量的盐,并能把“盐”这种特殊产品当做贡品献给国家。

其五,“海物惟错”,只有生活在海边的部族,才有众多海产品。

其六,《禹贡》提到的“絺”,是指的细葛布。这种细葛布亦称赀布,或细麻布。直至唐代,仍是输往中央的贡品。《唐书·地理志》谓“登州土贡赀布”。“葛布出(文登)县中”。据《荣成志》载“海上诸山产葛最良,世谓之文登葛”。“文登葛”是一种植物,它既不会贸然产生,也不会贸然消失。远古时期域内之“葛”与《唐书·地理志》所载之“葛”,应为同一种植物之“葛”。

“絺”,即细麻布,为今天的何种植物,值得研究。域内之葛,一种称为红麻之“葛”,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或六十年代初域内栽种较普遍,主要用来织麻袋、搓麻绳用,今已少见。据《文登县志·卷十三》认为“麻则贩商自莱阳、辽东诸处运来,邑无种者”。可知红麻并非远古之“絺”。域内还有一种称为苘麻(青麻),比红麻还结实耐用,也可制绳索,今多用来安装水管用,目前亦少见。另有记载无籽“枲麻”和有籽’苴麻”,可织细葛布。不知古之“絺”于今域内植物何所指。

据上,夏代及其前,嵎夷上交的贡品为三类:食盐,细葛布,海产品。

(2)莱夷族主要的物产和贡品也是三类:畜牧产品,篚,檿丝。《尚书·禹贡》载“莱夷作牧”,这里“牧”字应释为“从事放牧”。意思是,莱夷族主要是从事于畜牧业的部族。“莱夷作牧”,同时也可释为:莱夷族所居之地可以放养牲畜。不论哪种解释,都反映了莱夷族畜牧业发达的客观事实。

对于“莱夷作牧”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牧”字作为“统治”“治理”解,即“牧民”;“作”字为“开始”解,把“作牧”解为“开始统治民众”。古代把对万民的统治和治理称为“牧民”。此处意思是莱夷族已经开始治理民众了。

笔者认为“莱夷作牧”中的“牧”字,并非“牧民”。集成理由如下:

其一,《尚书·禹贡》篇的主旨,并非是讲述政治、制度、思想等上层建筑层面的著作。《禹贡》通篇内容并未涉及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因此,把“牧”字理解成政治术语“牧民”不合《禹贡》篇的本意。

其二,《禹贡》主要内容是用自然分区的方法,记述当时我国的地理情况的篇章。它把全国分为九州,讲述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概况,对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水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历来人们都把《禹贡》看作是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篇章,认为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因此,把“牧”字理解成“牧民”,实在是牵强,或画蛇添足。尽管《禹贡》的作者不详,尽管其著作时代无法定论,尽管有人认为其假托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但是这些都无法改变其“地理著作”的性质。

其三,就《禹贡》所反映的九州状况看,是用同一个尺度来描述的;它所记述九州各部族生活方式的出发角度是一致的。问题是,在九州之下各部族社会生活方式较为趋同的形势下,管理和治理方式也应该是一致的,为什么单单提出莱夷族的管理方式是“牧民”?难道其他部族的管理方式就不是“牧民”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下文“嵎夷既略”之“略”字,就应理解为“进攻”“侵夺”才对。而“淮夷傧珠”中的“傧珠”当作何理解(宾左为虫字旁)?“岛夷卉服”中的“卉服”又当作何理解?难道都要按政治术语来诠释吗?

其四,把“莱夷作牧”中的“作”理解为“开始”,即“莱夷族开始牧民”,岂不是说其他部族早已实行“牧民”了,或者有的部族根本就没出现“牧民”?这些,《禹贡》在讲述其他部族时为何就不提呢?

把“莱夷作牧”理解成从事畜牧业更符合《禹贡》本意。如此,则莱夷族把畜牧产品作为贡品也就顺理成章了。

莱夷的第二类贡品为“篚”。“篚”为何物?乃盛物之竹器,方曰筐,圆曰篚。

对于“篚”,有两个问题待探讨。一个问题是竹子主要生长和产出于长江流域及其南,能够编制各种器物。北方的山东,特别是胶东半岛,竹子少,能编制器物的竹子更少;用竹子编织出的器物能作为贡品提供给国家,就更非易事。“篚”会不会是它指?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域内较普遍生长一种植物名曰“竹条”。这种“竹条”结实、有韧性、耐用,能编制成篮、筐、抬筐、囤子底、车篓、篱笆等多种器物,它和棉槐条一样使用较普遍,是本地人生活和生产上必不可少的植物。七十年代后竹条这种木本植物在本地逐渐消失了。

威海域内的一个特殊的民俗现象是,很多带“竹子”旁的字所表示的器具,往往不是竹子制成的。如笊篱、篱笆、笸箩、笼子、篮、室内笤帚、筐、篓、簸箕、箩、箱、篦子……大部分都是由各种非竹子的木枝条或其他植物做的。如柳条、棉槐条等。

另一问题是“阕篚檿丝”,目前的解释是用圆筐盛着檿丝去进贡,把“篚”单纯理解成进贡的工具。其实“篚”本身就是贡品而非单纯充当运送贡品的工具。理由一是人们在确定贡品时,只是关心其内容和种类,大概不会去强调用何种器物来运送贡品。二是《禹贡》一书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各地的物产和贡品,不会连用何种工具盛纳贡品也列出。三是天下之大、物产之繁杂、贡品之众多,假如所有的贡品都规定运送的指定器物,现实吗?四是为何其他地方的贡品没提到用何种工具运送、而单单提出莱夷族要用“篚”来运送贡品呢?这里只有一种解释,即“篚”也是《禹贡》列出的本地的物产和贡品之一。

莱夷的第三类物产和贡品为“檿丝”。檿,《十三经注疏》释为山桑,檿丝即山桑丝。据《光绪本文登县志点注》:山桑,即本地之柞树。这种植物未成大树之前土称为“波罗(音)”,其叶可以饲养蚕。清王钺《暑窗臆说》云,山茧即《禹贡》之“檿丝”,山茧织成的绸即今天本地所谓山绸,又称茧绸、粗绸。

《十三经注疏》有言,“檿丝”古时可以充琴瑟之弦用。不知本地今天山茧之丝可否做琴之弦用?

根据莱夷的物产及贡品情况分析,莱夷族是生活在半岛内地的部族。

可以说,威海域内在夏代,生活在海边的部族为嵎夷族,生活在内地的部族称为莱夷族。目前多数观点认为他们总的都属莱夷族。粗略推断,这种现象可理解为是对莱夷族内部农业和畜牧业、渔猎业的原始分工的沿袭。

综上,威海域内在夏代,盛产的物品和贡品有六类:食盐、细葛布、海产品、畜牧产品、圆筐、茧绸。证明域内盐业、纺织业、捕捞业、畜牧业、手工业、丝绸业是较为发达的。这些物品除畜牧产品外,即使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也是威海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

2、商代之域内

商代域内为莱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这段记载有六个问题是清楚的:一是周武王平定天下之时,莱国早已存在。这说明莱国乃商代封国;二是莱国所处位置在齐国的东方,因为齐太公是自西向东来就国的;三是莱国的西境与齐国的首都相距很近。“营丘边莱”,齐、莱边境是接壤的。太公夜间快速行军黎明到达营丘,莱侯紧接着就来攻营丘。除了说明莱国情报及时准确、军事动作迅速之外,更主要说明两国首都距离之近;四是莱国是一个力量强大的国家,大到敢于和能够与西周分封的齐国抗衡争营丘;五莱国按上述记载,此时称为侯国;六是莱国之所以在武王平定天下以后,继续存在,是因为恰逢武王刚刚平定商朝的天下,大周王朝刚刚奠定,还未来得及经营边远之地。因为莱国的位置就在东部海边,距西周统治中心较远。

莱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之国家,其西境如上所说与齐国接壤;其东境达东海边今之威海域内。据《汉书·地理志》“不夜”条载,颜师古谓“《齐地记》云:古有日夜出,见于东莱,故莱子立此城,以不夜为名。”不夜,为今域内荣成市埠柳镇。域内商代为莱国是有据的。

《史记齐太公世家》称莱为侯国——“莱侯”;《齐地记》称为子国——“莱子”;《左传》有时称为子国——“莱子不会”,有时称公国——“莱共公”。这现象与《左传》对某国家分别称公、伯、子、侯是一致的。我们不能因为称呼不同爵号,就认为不是指同一个国家。因为客观存在的国家不都如《周礼》所记载的严格按照公、侯、伯、子、男的顺序分封的,即使商代亦是。

3、周代之域内

周代域内所处国名有争议,称莱国、莱子国、东莱国有之,认为纪己(己下为其)莱一国和纪莱一国者亦有之。但共同点是,一致认为国名虽不同,但都是莱夷族建立的国家。

莱国在西周初期为大国、强国,其西——“营丘(淄水旁)边莱”;其东——“莱子立此城,以不夜(今荣成)为名”;其腹——“莱之夷维(今高密)”“棠人军齐师(棠,今平度)”。疆域西至淄水,东至半岛,幅员辽阔。

春秋时莱国西境与齐、莒、杞、介、夷等国比邻,乃以今潍河或胶莱河以东半岛地区为版图之国。在齐桓公一战帅服三十一国“莱、莒、徐、夷”等,首屈为莱国。莱国盛产鱼盐,并通过齐国流通于中原,“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

莱国在公元前567年为齐国灭亡,自此域内为齐国地。

莱国灭亡的基本原因是经济的衰落。莱国在西周初西境达淄水,东到半岛东端,乃幅员辽阔之大国。如上所述畜牧、盐、纺织、捕捞、手工业都是很发达的。莱国灭亡前则为龟缩于半岛东隅之弱国,地盘的缩小带来经济实力下降;

其次是莱国的敌人齐国经齐桓公管仲改革后的发展,成为大国、强国,齐强莱弱是莱国灭亡的又一基本原因;

其三是莱国国风不正是灭亡的重要原因。据《国语·齐语》载莱乃淫乱之国,历史上齐国“以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结果在“东南多有淫乱者”国家名单中,首屈为莱国。国小且弱,沉溺于享乐,亡国无疑。

其四是莱国灭亡前屡经战争摧躏,国力严重削弱。前602年、前600年、前571年,先后遭到有时一国、有时两国的进攻。前568年齐对莱实行全封闭包围,前567年齐发动对莱的进攻,莱最终亡国。

其五是莱国用人不当。荀子《尧问篇》曾说“莱不用子马而齐并之”。子马即正舆子,莱之贤大夫。齐灭莱前,莱国主帅是王湫。王湫原为齐国国佐之党。前573年齐杀国佐,王湫逃到莱国,五年时间便成为莱国统帅。从“王湫率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中可看出,王湫地位是高于正舆子的。有本国贤才不用而用敌国逃亡之人,足见莱用人之不当。

其六单纯依靠不切实际的谋略也是导致莱国灭亡的原因之一。前571年“齐侯伐莱”,最后齐国之所以退兵,是因为“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之故。夙沙卫乃齐灵公幸臣,为太傅。由于莱人贿赂夙沙卫,夙沙卫又巧言于齐灵公,使莱国暂免灭国之祸。当前567年齐国要灭掉莱国时,莱国君老调重弹,仍依靠用牛马来贿赂齐国之谋,国能不亡吗?——“齐侯灭莱,莱恃谋也。”。

其七莱国的另一失策是,“齐姜薨……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召莱子,莱子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逼之”。表面看来,莱子不去送葬是维护尊严,但这种维护尊严必须建立在认真备战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妄自尊大,给齐国进攻提供口实。一方面不认真备战,另一方面又妄自尊大,亡国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莱国两次用牛马去贿赂齐国,足见莱国畜牧业之发达程度,进一步验证“莱夷作牧”中的“作牧”二字,只能是指畜牧业发达,而绝不可能是指“治理民众”。

我市发现的唯一秦代原始文件——秦权的证明

如果说域内有些历史典故出自“相传”和“据说”,那么“秦权”在本土的发现,则是本地该段历史确切的证明。

1973年在今苘山镇新权村发现一枚秦代铁权。权高20.31厘米,底径25.2厘米,重31.898公斤。侧镶铜牌,刻小篆9行40字,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嫌疑者皆明一之。”这是我市发现的唯一秦代原始文件。

秦代社稷短祚,迭经战火兵燹,典籍文书很少流传后世。我们现在研究秦史,主要依据《史记》《汉书》,以及考古出土的秦简和铭文等。秦权无疑是研究秦史的珍贵遗物。苘山不是秦权的第一次发现,但对于我们却是不可多得的。

1、秦权铭文本身的证明

其一,秦统一天下的时间是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

其二,秦统一天下后的第一要务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因为“皇帝”名号是集权制的标志。这从铭文“兼并天下”后马上“立号为皇帝”可证。

其三,秦权铸造于中央集权制之后。度量衡统一是集权制确立的产物,反过来又巩固集权制。

其四,在历经5、6百年的社会动荡后,百姓彻底摆脱战争,得到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黔首大安”(秦代的黔首即今天的百姓)。

其五,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实行的是双丞相制。此时两个丞相是:隗状和王绾;

其六,秦代统一度量衡的措施是在皇帝授意下,由丞相隗状和王绾完成的。且是在政治上实行集权制之后进行的。

其七,原诸侯国之间度量衡并非完全不一致,始皇只是对那些“不一嫌疑者”公示统一。否则铭文非若用词。

以上所证七个问题从《史记》《汉书》角度看属小儿科问题,但由秦代的原始文件来证明,则非同小可。

2、秦权是域内经济发达的证明

“权”是生产力发展的证明,权的大小是经济发达与否的标志之一。衡器的产生,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衡器的发展也同样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在五十年代是亲身经历过衡器的变化:从单干、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以至到人民公社实行的当年(1958年),经济逐步发展,衡器称也由小杆秤——中杆称(俗称“二杆子”)——大杆秤——台秤——磅秤。二者当然不会是绝对、机械的吻合,但可大致看出二者关系。

苘山地处原文登北部,改革开放前是被称为较落后的“北三社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我们很难用现在的眼光去想象秦时此地经济的繁荣。但秦权在此地的出土,却用不争的事实说明了历史的真象。从汉代在今天威海域内设立昌阳、不夜、育犁三个县级区划,以及秦皇两次皆经苘山之地冬巡至成山这两点,可证,在这个一线三点并不大的平面版图上,秦汉时期域内经济发达的事实。即不仅仅只是三个县治周围经济发达,而是整个威海域内当时经济都比较发达。

3、经济文化的相互印证

秦始皇东巡时,在今文登城东召集文人纵论天下大事、对其歌功颂德;郑玄在今文登长山前讲学论道,史书记载皆为“相传”。两件文化史上的大事都“相传”在文登,这就绝不会是偶然的了。

仅以郑玄讲学一事而论,其一,崇祯六年(1633年)碑记载“山名长山,盖汉代郑司农讲学处,《汉书·郑玄传》‘客耕东莱’即此地”。没有碑载以前的流传,就不会有碑载的内容,说明郑玄在长山讲学流传要早得多;

其二,有关地方史志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其三,长学书院就建在长学山前,就是为追思郑玄而设的;

其四,长山之东麓有南北郑格庄,相传就是郑玄留下的后代人聚落。可以说米山的郑姓,都应该是郑玄的后代(不知有无族谱发现)。

其五,郑玄讲学地点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无战乱,无战乱能安心讲学;二要经济发达,经济发达才能提供讲学的物质条件。文登当时属昌阳县,没有经受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也没有经历黄巾大起义的战乱,这当是事实。那么,经济发达这一条,秦权的发现就是证明;在不大地盘上设立昌阳、不夜、育犁三县,设县的密度大,足证经济发达。

其六,“客耕东莱”不会是指东莱西边,因为西边是青州北海国,是黄巾起义军的重要发起地之一,曹操的基干主力就是青州黄巾起义的队伍,号称“青州兵”。郑玄既然是为避战乱东迁,就不可能在东莱西边;东莱之东边,即今荣成。从地域角度说,此地偏僻、狭小,由此带来的就是消息闭塞、信息不通。而这恰恰又是胸怀天下、钻研学问、信奉儒家思想的人的大忌。因此郑玄讲课也不会在今荣成(荣成不夜南山有郑玄讲学碑,为后人附会)。

其七,“东莱”域内,没有正式史志资料说明其它地方有郑玄讲学的传说。

以上集成因素,说明郑玄讲课确实在今文登米山长山。

郑玄能在长山讲学,说明长山能提供其讲学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经济发达是无疑的了,秦铁权的发现就证明了这一点。没有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活动就失去了条件;秦皇的召集文人登山和郑玄讲学,说明了此地的文化发展,这种发展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对后人来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互为印证的。

4、秦权的发现对正确评价秦丞相王绾又一次提供了铁的证明

截止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内包括权威的学者们都一致认为,秦代丞相王绾是反对郡县制、主张西周分封制的儒家孔孟正统学派——保守派代表,被称为“王绾之流”。笔者在26年前曾写过为王绾翻案的文章(见于敬民:《郡国并行制最早倡导者王绾》、《齐鲁学刊》1986年第一期。《新华文摘》1986年第五期)。当时的理由一是王绾曾多次赞扬郡县制和天下大一统,认为始皇的统一大业自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并且正确指出分封制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二是秦在建立中央集权制过程中推行的许多措施,其大部分都与身为丞相的王绾有直接关系的。如皇帝名号的由来、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三是秦代经济上统一度量衡的的措施,都是王绾一手参与制定的。这些都是后来人在《史记》《汉书》中的记载。

秦权的出土,从秦代原始文件的角度,从出土文物的角度,更进一步证明了王绾是度量衡统一的大革新家,是改革派的代表,是中国几千年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实际设计者之一。“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嫌疑者皆明一之”,这19个字,字字千钧,铮铮有声。

这难道不是我们引以为荣的事吗?

千年古县延续和域内史上最大、唯一成功的农民起义

一、文登县名、县治、县辖的千年延续

自北齐后主天统四年(568年)设文登县,至今历经1444年。这期间除县域面积比设县初缩小外,县名、县治、县辖自设县始一直延续至今。

以胶东设县而论,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有的治所、辖地虽没变,但古县名却彻底消失;有的县名虽没改变,但县治、辖地都有变化;有的尽管县名、辖地、县治三者都没变化,但由于始终是郡治所在地,故不可和文登开比例;有的是同一个治地,存在两个县名;有的是县设置后被后一王朝废除,隔一代或几代又重新设立;有的只存在几年就被废除;有的是县和侯国名称置换,县名改为侯国,侯国改为县。就以上七种情况看,只有文登,自设立至今,县名、县治、县辖始终延续。这种现象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有,但不多见。

以汉代为例,当时在胶东设置27县,至今县名仅存掖、牟平、即墨、黄四县。其中掖县自设县始,两千年均为郡治(秦汉郡相当于今天的省府);即墨是胶东国的国都,为今平度古岘(今天的即墨城当时为琅琊郡皋虞侯国);黄县治今黄城集而非今黄县城(今天的黄县城当时为徐乡县管辖);牟平治今福山古岘而非今日的牟平城(今天的牟平城当时为东牟县治)。

以文登县设立时的北齐而论,当时在胶东设立了七个县,至今还在的有四县:黄县、掖县、牟平县、文登县。其中,黄县是由黄城集迁到今黄县的,当时是长广郡郡治;掖县是东莱郡郡治;牟平县直至唐代才由今福山迁至今牟平。就纯县级区划而论,只有文登县自建立至今县治、县辖(今版图)、县名在始终延续。文登县辖地逐步缩小,建县时,自今福山东境,到东海边皆为文登县的版图。

文登县县治、县名、县轄千年延续的意义就在于:

1、县治是一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县令长为民父母的封建社会里,县治的千年延续,它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人们很自然地把县城看做自己的心理支柱和社会交往轴心。

2、县名的千年延续,使人们很容易产生地域认同感,人们往往把县名当做地域认同感的媒介。在地望意识仍旧存在的社会里,县名也成为人们情感沟通的方式,成为人们社交公关的外在形式纽带。

3、县辖地域的千年延续,使人们在风俗习惯、价值取向、行事风格等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为人忠厚、性格耿直、表达直率、行事豪爽、埋头苦干、吃苦耐劳就是文登历史文化的品牌标志。

很难想象县治、县名、县辖变来变去的地区能够出现较稳定的文化延续。这才应该是“文登学”概念的根本所在。

以上三点说明文登这个县治、县名、县辖千年延续的古县,承载着古老地域文化的传承。这种古老文化的延续,主要不是通过典籍文化的形式实现,因为域内历史典籍文化记载实在是凤毛麟角。一般是通过心理上的潜移默化,以及经验传授和模仿继承的方式。农副产品、土特产的制造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代流传,具体到中医偏方等,都靠的是上代传下代。如条编技术,改革开放前生产、生活、运输、储藏工具,几乎生活的各领域都离不开条编。现在被化学等产品替代了。还有对古代遗址、遗物、遗迹、遗存的文化内容的再造活动等,如召文台、圣经山的修建。

二、两次地市级行政区划的巧合(本文为便于理解,拟以今天的“地市级”概念来表述历史上的二级行政区划)

文登历史上曾有两次以文登命名的地市级单位,一次是唐代文登州(省称登州)的设立;一次是建国初期文登专区的设立。相隔1300多年的二者却颇多共同之处。

截止到1985年以前,关于文登州的设立,国内出版的所有辞书、书籍、文章,皆以武周如意元年(692年)置州为论。其实这并非是指登州的最早设置。根据新旧唐书及地方史志记载,登州最早设置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治所为文登(今文登县城)。隋末农民战争波及到胶东,时有黄县人淳于难、淳于朗兄弟二人聚众于文登,响应起义。武德四年,淳于难归附于李唐,唐政权遂于文登置登州,拜难为登州刺史,封难为晋国公,登州之名始此(见于敬民:《登州之设及治所变迁》,《东岳论丛》1985年第2期)。

另一次是1950年5月1日成立的文登专区(由原来的东海地委改名)。

巧合的是,两次设置都是以“文登”而命名的;治所都在文登城;所辖地域基本一致,即都是在半岛东部,含今烟台芝罘、莱山、福山、牟平、文登、乳山、荣成、威海、海阳东部;存在时间都是七年:文登州621至627年,文登专区1950至1956年。名称、治所、辖区、存在时间四巧合,难道纯属偶然吗?

三、域内最大、唯一成功的农民起义

隋末农民大起义风暴中,淳于难、淳于朗在文登发动的起义,应该是文登以至威海域内历史上最大、唯一成功的农民起义。理由是在远离中原地区的威海文登农民起义能够被建立国家政权的李唐中央政府所承认的本身,不管这种承认的动机是什么,至少说明淳于氏兄弟起义的规模、影响是较大的。否则,李唐中央是不会封他们高职位——文登州刺史和国公一级的爵位;其次,淳于氏兄弟的起义建立了自己的以文登为中心的农民政权,这个政权被李唐中央所承认,并由李唐中央政府重新正式任命;其三,新设的文登州是天下大乱时的一个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就在于,由于淳于难起义的规模大,为安抚这股农民起义,不惜重新设州以笼络淳于氏兄弟。

在威海域内史上,响应全国、全省、全半岛范围农民战争的本地农民起义有之;自发造反的本地农民起义亦有之。但是,能够建立政权的起义,能够得到中原中央直接承认的起义,领导者能够被中原中央直接任命为高官的起义,能够被中原中央特设一郡以安置的起义,则只有隋末淳于难领导的文登农民起义。

因此,隋末淳于难领导的文登农民起义是文登以至威海古代历史上最大的、唯一成功的一次农民起义(这里指相对意义的“成功”)。

胶东最大的千年古寺在文登界石

位于文登界石镇楚岘村西五里处、崑嵛主峰南麓的无染寺,与域内其他寺庙相比,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建寺时间早。据无染寺旧址大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重修无染禅院记》碑载,寺僧祥勋法侄澄洁曰“是寺建于东汉永康时,历千余年以迄我朝”。由此知,无染寺建于公元167年,距今1845年。苦无旁证,列此为一说。

据1936年《牟平县志》所录《唐无染院碑》所记,该院于“光化四年”重修。“光化”乃唐昭宗年号,“光华四年”即公元901年。说明无染院建院要早于901年。即以901年而论,该院建院距今也已有1100多年了。

域内另有柘阳寺,为宋显德六年(959年)建;宋天圣五年(1027年)敕赐之望浆院;宋元丰元年(1078年)重修之大圣院:宋治平二年(1065年)敕赐之广润院(明代称甘泉寺);隋开皇三年(583年)年起建的六度寺;唐时敕建的宝峰寺;宋治平四年(1067年)有碑记之寿圣院;宋景德年有碑记之郭仙姑庙等千年以上寺庙多处。这些古庙有的是无踪迹可寻,有的遗址难找,有的是没留下任何建筑,更重要的是大多都没有无染寺建寺时间长。

至解放后仍有遗址、遗存和建筑的最早的千年寺院,在域内非无染寺莫属。

二是无染寺庙处深山世外桃源之地,旷谷幽深、流水孱孱、鸟语花香、山风习习、松涛飒飒,乃佛家清净养神修炼之最佳去处。名符其实的无染尘世。

三是寺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高于其他庙宇,被称为胶东第一大刹。

四是它与禅教寺(文登葛家镇池水头东山)、甘泉寺(界石镇孤山后)三庙创造了中国佛教史上罕见的寺寺联合响应农民起义的壮举。清初于七在栖霞发动农民起义,震动朝野。文登埠口农民张振刚和禅教寺常和尚响应起义。常和尚往来于六度寺、禅教寺、甘泉寺三寺之间,联络起义事项。常和尚起义自1648—1661年前后坚持了14年。这种寺寺联合举行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特别是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常和尚起义时间之长,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五是唐末重修无染寺参与的施主社会地位高。施主前五位按今天的说法都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第一施主为大名鼎鼎的两浙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彭城郡王钱鏐。在唐末藩镇割据中,钱鏐尽占两浙十三州之地。

钱鏐给后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以下几件事:建立了吴越国,是吴越国的开国君主;修建钱塘江海塘;修建太湖蓄泄堰闸;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在他建立和统治的吴越国里产生了流传千古的《百家姓》;他当政时期认为女人脚小为美,导致大脚妇女裹脚的千年流弊,成为残害、歧视妇女的始作俑者。

钱鏐职衔具体分析看,节度使为地方最高割据者,在域内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他身兼两镇节度;检校太师为最高的荣誉称号;中书令为遥领宰相;彭城郡王为做臣子的最高封爵。

这样的一个地位显赫、相隔几千里之外的高层人物,为地处胶东半岛东端的昆嵛山无染寺修建施舍,令后世研究者震惊。除其他原因,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染寺在当时寺庙中的地位高,影响深而远,决非一般寺庙可比。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为《聊斋》作注的是文登葛家人

(兼论为什么《聊斋志异辑注》作者只能是吕湛恩)

《聊斋志异》一书的最早注释本,是今文登市葛家镇(原镇驻地吕家集)人吕湛恩所著《聊斋志异辑注》。研究《聊斋》的人都知道,第一个对《聊斋》进行评点的是清初大文学家、政坛文坛皆为显赫的王渔洋;《聊斋》最为完整的抄本是乾隆十六年(1752年)的铸雪斋抄本;《聊斋》最早刻本为乾隆三十一年(1767年)的青柯亭刻本。吕湛恩的《聊斋志异辑注》,在《聊斋志异》研究中的地位是与上述所列里程碑并驾齐驱的另一个里程碑。

吕注《聊斋志异辑注》的特点,一是它的最大价值在于对《聊斋》的用典,不仅指出典故的来历,而且列举出原文,给读者阅读《聊斋》提供方便;二是对字义和读音也给以注明;三是采用典故严谨;四是每注不重复;五是只刊注释而不载原文,注单独成书。

吕湛恩注释本开创了《聊斋》研究新的里程碑,是《聊斋》研究中注释最早、影响最大、最有权威性、刊用率最高、流行最广的注释本;是晚清以至近代对《聊斋》作注中最受读者欢迎和学界重视的注释本,是当时没人能超越的注释本。

关于《聊斋志异辑注》一书的作者问题,截止2007年以前,所有正式出版物都署名为吕湛恩。这在学界是没争议的。2007年文登市志办所编《文登进士》(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一版)一书认为,《聊斋志异辑注》乃吕湛恩胞兄吕沛惇所著。其唯一依据是于霖逢所修光绪本《文登县志》。

光绪本《文登县志·卷九上二》载,吕沛惇“博学多闻,著有《聊斋志异辑注》”,福山王延庆为其作序曰:“余官莱州,日夕从岐封(吕沛惇、吕湛恩之父吕肇龄字)先生之后,奉杖履,领绪论。澄怀能世其家学,最称博洽人矣。”

吕肇龄,岁贡,曾任莱州府学训导;王延庆,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兖州府教授;吕沛惇,字澄怀,嘉庆庚申(1800年)举人,时任馆陶教谕。于霖逢光绪本《文登县志》成于光绪丁酉年(1897年)。训导,为府学教授之副职,负责教育学生之事;教授,府学中负责考核管理学生;教谕,县学正官,负责学政和教学。

说《聊斋志异集注》为吕沛惇所著,只是于霖逢在光绪本《文登县志》所言。于霖逢在县志中并没有谈其所据,也就是说只下结论,没提供结论的根据。笔者认为《聊斋志异辑注》不可能是吕沛惇所为,理由如下:

首先,从王延庆的序言中(姑且称为序言)看不出《聊斋志异辑注》就是吕沛惇所著。王所言只是说他尊敬吕沛惇的父亲,经常接受其教诲;表扬吕肇龄的儿子吕沛惇能继承其父家学,学识渊博。序言主要是歌颂吕肇龄而非吕沛惇。

其次,王延庆上述的所谓“序言”,从内容上看,不符合“序言”体例。众所周知,所谓“序言”,是介绍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具体说,序言就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主要内容、作者情况等方面的文字,有的序言也包括对作者作品的评论和与其有关问题研究的阐发。而我们所见王延庆的“序言”,却对《聊斋志异辑注》一书无只字的评述和说明。即使对吕沛惇有“世其家学,最称博洽”的评价,也丝毫没有和本书沾边。能接续家学、知识广博,究竟和《聊斋志异辑注》写作有何本质关系?遍查古今中外有“序”的著作,有这样写“序”的著作吗?一本书的序言,却与这本书从形式到内容毫不沾边,这个序言有多少可信度?

其三,《聊斋志异辑注》正式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刻本面世;光绪本《文登县志》于光绪丁酉年(1897年)成书,二者相距72年。按说,这样长的时间《聊斋志异辑注》作者署名发生如此根本性的变化,于霖逢有责任给读者交代清楚;72年的署名权被贸然改动,改动的原因是甚么?为什么无只字说明?我们从于霖逢所编县志中,既没看到对吕湛恩假冒署名的指责,也没看到署名由“吕湛恩”改为“吕沛惇”变化过程的说明。于霖逢只说《聊斋志异辑注》的作者是吕沛惇,而没有否认以前的署名是吕湛恩,这合情理吗?

其四,在道光五年步月楼《聊斋志异辑注》首刻本对王延庆署名曰“福山王延庆香海订”。香海,是王延庆的字。“订”字在此作审核、订正解,相当于今天的总审稿。72年前《聊斋志异辑注》的审稿人,72年后变成了“序言”的作者。是谁在改变王延庆的身份?根据是什么?令人瞩目的是,王延庆和吕湛恩、吕沛惇兄弟是同代人,王延庆和吕氏兄弟的父亲吕肇龄忘年交情很深,这从王延庆对吕肇龄“奉杖履,领绪论”可知。既如此,吕湛恩明目张胆的将王延庆的身份由序言作者改为审稿人,王延庆能同意吗?这样做能遮其他人耳目吗?而于霖逢又将王延庆由审稿人变为序言作者,这样的改动为何也不作任何说明?

其五,《聊斋志异辑注》一书的原序言作者是无锡人蔡培,道光二年(1822年)任文登县令,本书刻印时仍在任。由在任县令作序是马虎不得的,也见出县令蔡培对《聊斋志异辑注》一书的重视和对作者吕湛恩的推崇。假如吕湛恩真的将其兄的著作占为己有,县令能给他作序吗?因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欺上瞒下行为。72年后,于霖逢把序言作者由蔡培改为王延庆,若真是王延庆写的序,说明当初蔡培偷梁换柱而取代王延庆,也一起参与了本书作者的作假行为,证据呢?王延庆能容忍蔡培取代自己成为序言的作者吗?

至此,于霖逢在修县志中改动了三个人:《聊斋志异辑注》的作者由吕湛恩改为吕沛惇;王延庆由审稿人改为序言作者;本书的原序言作者蔡培被删去了。改动了三个人而又不提供证据,也无只字说明,糊弄谁呀?

其五,吕湛恩是吕沛惇的亲弟弟,假如《聊斋志异辑注》的作者真的是吕沛惇,那么,吕湛恩这种剽窃其兄劳动成果的做法,在极看重“孝悌”的社会里,吕湛恩如何面对亲族长幼?怎能齿于知识分子群?他又如何在社会上立足?

其六,吕沛惇的儿子吕应选、吕应奎是《聊斋志异辑注》一书的校对,直接参与本书的木刻出版工作,他们会同意自己父亲一生辛苦的血汗成果被叔父占为己有吗?并参与叔父作弊行为,与虎谋皮?兄弟俩既违背了孝,也纵容了恶。

其七,本书参与审稿的还有“同邑于书佃”。于书佃嘉庆三年(1798。)举人,著名的书法家,“大明湖”“大明湖碑记”出自其手,与其父于令淓俱为大清百名书法家之列。于书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生性耿直、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人品誉满海内。假如吕湛恩真的将其兄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且大言不惭的自序,如此令人不齿的行为,按于书佃的性格,他是决不会为吕湛恩的书做审稿工作的。

其八,关于本书有争议的两位作者,吕湛恩之所以注《聊斋》,知县蔡培有详细的说明。据蔡培序言知,吕湛恩久困场屋,志不得伸,与聊斋先生情况近似,乃注其书,以发其抑郁之气。蔡培把吕湛恩注《聊斋》的原因说得清楚明白。特别是把吕湛恩著书的过程和怎样著成此书,说得特别详细,言之凿凿、合情合理。而于霖逢所持吕沛惇注《聊斋》一说,却只有于霖逢的一句话,于霖逢自己什么证据也没提供,叫别人怎能相信?

其九,吕湛恩自序说自己喜读《聊斋》成癖,披阅之下,于其所征引,搜摭无间,卒以成书。按照蔡培的序和吕湛恩自序,吕湛恩注书有理有据。假如不是吕湛恩注书,那么,在任县令蔡培这样看重,吕湛恩又说的这样自信,又何以折服所有参与此书刻印的人呢?试想,吕湛恩一方面剽窃了兄长的大作,另一方面又当着熟悉情况的两个侄儿的面,当着在职县令的面,当着熟悉情况的王延庆的面,当着德高望重的于书佃的面,大言不惭的大谈自己如何写作《聊斋志异辑注》一书,这样的事情只有鬼才相信。

其十,为证明《聊斋志异辑注》确为吕沛惇所著,《文登进士·吕沛惇》云吕沛惇“任职馆陶时,地处山东西部,蒲松龄所写《聊斋志异》多为西部故事,沛惇早年即属意聊斋先生文笔,及官馆陶同属东临道,留意聊斋人物地名掌故,闲暇将所辑抄录成帙,集而成书”。这全是臆说。首先,清代馆陶确实地处山东西部(现为河北省),但是熟悉蒲松龄《聊斋》的人都知道,《聊斋》却并非“多为西部故事”;其次,馆陶地处东昌府最西边,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地处济南府最东边,直线距离500里,今天即使高速路也有700里,用“同属”二字套近乎,为吕沛惇“属意聊斋先生文笔”“留意聊斋人物地名掌故”找根据,实在有点牵强。因为吕沛惇为官处和蒲松龄故乡,夸张的说相隔十万八千里。其三,吕沛惇做注是“闲暇”辑录成书;吕湛恩是屡试举人不中,志不得伸,像蒲松龄那样,为发“抑郁之气”而注《聊斋》。二者在著书时的境遇、指导思想和动力是有很大差别的。

其十一,吕湛恩学识渊博、善于辑文,还在应童试时,就受到大学问家、大教育家阮元的赏识。作为著名的批注学者,他的善于辑文有两件事可证:一是通过长时间的广辑博采,于道光五年编撰成《文登县志》,史称道光志;二是道光乙未年(1835年)吕湛恩通过访查传闻,取先世之谱牒旧稿,并加绘世系图,为文登葛家吕家集再续纂《吕氏家谱》。这两部书从成书的繁杂性,以及作者必须具有广学博闻和耐性韧性方面说,与《聊斋志异辑注》有诸多相似之处。反观吕沛惇,虽然于霖逢誉他“博学多闻”、于霖逢县志转王延庆所说吕沛惇“世其家学最称博洽”,但是事实上,除了于霖逢称吕沛惇“著有《聊斋志异辑注》”之外,我们只从县志看到吕沛惇《读于樵云诗瓿歌》长诗一首。再也没有只字片文问世。两相比较,不就是最好的佐证吗?

其十二,据《文登进士》所言吕沛惇自己将书审定后未付梓,死后由其子把稿子给了吕湛恩,由吕湛恩出资刊印行世。言外之意是吕沛惇家贫无力刻印,吕湛恩有钱有能力刻印,所以才将作者改为自己的名字。据此,吕湛恩有三罪,一是乘人之危以钱买著作权;二是沽名钓誉为己贴金;三是欺瞒所有的人大言不惭。这种凭空想象出来的神话,姑且不论是否是事实,只是希望执笔者能拿出切实可靠的证据。可惜没有。

据上,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聊斋》做注的人只能是吕湛恩。而不可能是其兄吕沛惇。

《孙子》研究史上最著名的辑佚学者是文登文城人

《孙子兵法》是一部尽人皆知的军事之作,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部兵书最著名的辑佚学者是山东文登人毕以珣。毕以珣的辑佚著作就是《孙子叙录》。

孙武除了著有《孙子兵法》之外,另有一些和吴王问答的军事言论,以及其他一些散见的军事论述,被称为佚文。因而,对孙子兵法言论进行辑佚,就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历来辑佚学者较多 ,但是,最著名的孙子兵法辑佚学者则非毕以珣莫属。他的《孙子叙录》也是最著名的辑佚著作。

毕以珣(1757—1863),山东文登文城河北村人。字东美,号九水、恬溪。嘉庆丁卯(1807)50岁时举人。为大学问家戴震入门弟子。嘉庆年间迁往东昌府(今聊城市)。道光丙戌年70岁时以大挑一等任知县,80卒于任。他的一生可用三句话概括:做事讲学锲而不舍;为人做官清正廉明;著述不辍成果丰硕。

其代表作为《九水山房文存》,其扬名中外之作为《孙子叙录》。另有《经训杂记》《古文尚书经传释疑》《新刻十三经叙录》《东昌府志》等。

其学术成果受到时人及后人重视。当时大学问家孙星衍辑《孙子十家注》把毕以珣的《孙子叙录》独作一卷放在正文之首;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所举证皆出自大学问家,其中就有毕以珣的观点;徐世昌《清儒学案》谓“毕亨亦通汉人古训之学”“尤长于尚书”;阮元评价毕以珣“《尚书》训诂自孔郑以来,独多谬误,文登毕恬溪能以精锐聪明解释之,精确无穿凿之病,古人复起当首肯”;大音韵学家桂馥、王念孙、大经学家段玉裁都在其著作中多出引用毕以珣的观点。杨以增、梅曾亮、包世臣等大学问家们都很推崇毕以珣。

使毕以珣在今天扬名中外的,是他的辑佚著作《孙子叙录》。

《孙子叙录》的学术地位和孙子研究中最丰富的著录《孙子考》,最著称的校勘著作《孙子十家注》等并驾齐驱,成为最重要最权威的辑佚著作。

《孙子叙录》的学术价值在于:一是郑重认为《孙子兵法》为十三篇,乃孙武所著(这个今天的小儿科问题在1972年以前乃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二是正确解释了《孙子兵法》篇卷不一的复杂现象;

三是正确回答了《孙子兵法》篇帙骤增的原因;

四是集录了大量的孙武轶文,为后人校勘、研究《孙子兵法》开辟了捷径;

五是第一次较完整的勾勒出孙武的身世、事迹;

六是使人们了解了《孙子兵法》以外孙武不为人知的军事思想,对进一步理解《孙子兵法》军事思想提供了依据;

七是《孙子叙录》轶文的辑录,对人们更全面的了解春秋时期吴国的社会政治全貌,特别是吴国的军事思想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依据。

《孙子叙录》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成就很多,仅举几例:一是肯定了《孙子兵法》当初是为吴王所作,他强调了曹操所说《孙子兵法》是孙武“为吴王阖闾作之”;二是强调孙武写兵法给阖闾的动机就是为了求得吴王的聘用;三是对有的书所引《孙子兵法》的内容,能明确指出其误;四是对《谋攻篇》“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之“同”字,认为可作“冒”字,即“干预”解;五是对《军争篇》云“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之“归”字, 他一反诸家“想返回”之意,认为应理解为“熄灭”之意;六是对《谋攻篇》“将者君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中的“隙”字,认为不是“有二心”的意思,应是“不完备”的意思;七是对《九地篇》“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中的“犯”字,一反曹操等释为“用”,认为应释为“动”;八是认为《新唐书·艺文志》载《兵书捷要》不是孙武著,应改为曹操著;九是《孙子十家注》不包括杜佑(详见于敬民《毕以珣和孙子叙录》,《孙子研究》2011年总第14-15期)。

人类冷兵器史上最后的长城在文登西境至北海

在文登西境文乳交界、文牟交界、牟平境内,以至北海,有一条长达164华里的土石建筑城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胶东长城。亦称防捻长城。

一、 为何把防捻长城称为长城

城一般是指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但是有的防御墙垣不是首尾相接的,也不是建于都邑的周围,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互相防御而修筑的长城。战国时齐、楚、魏、燕、赵、秦、中山等国都相继修建长城。秦始皇灭六国为防匈奴南侵,将秦、赵、燕三国北部长城连为一体,史称万里长城。

何谓“长城”?长城的记载最早为《左传·僖公四年》所载。当齐桓公向楚国使者屈完吹嘘其所率领的诸侯联军战斗力如何强时,屈完说,如果你以德来安抚诸侯,谁敢不服;如果你以强力来征服,我们“楚国方城以为城”。屈完所说的“方城”,诸家皆以为就是最早的长城。正如姚鼐所说“楚所指方城,距地甚远,居淮之南,江汉之北……方城连岭可七八百里”。可见古代“方城”即指“长城”。

长城的特点首先是长。春秋战国时一般的都邑之城为“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汉代的长安城规模是空前的,周长也只有44里。而长城少则百里,长则万里。其二长城一般是连山接岭。如明长城,连接了中国北部西北部的山而成一体。其三长城不像都邑城墙首尾相接。长城有起点有终点,首尾不相接。其四长城不像都邑城垣可挡四面之敌,长城只挡一面之敌。其五长城不像都邑之城,有城郭之分。长城只有一面城墙。

文乳、文牟交界以及牟平境内之城,称为长城,是因为它符合上述长城的特征:一是防捻长城长,自南海边到北海边全长164华里;二是防捻长城连山接岭,整个昆嵛山自南向北都是它的城体;三是防捻长城南起唐疃口,北至牟平北海边,首尾不相接;四是防捻长城只是南北一堵墙,非四面墙,单纯为了抵挡由西面来犯之捻军;五是防捻长城只有一面城墙,无内外城之分,也无城郭之别。

据上,文登西境以至北海之城墙可以称为长城。

又,李鸿章曾在胶莱河西岸筑长墙南北280里,这段比文登长城还长的长墙,很快消失无踪迹了,只余下文登长墙了。

二、防捻长城修筑的基本状况

防捻长城的修建动因较早。据《增修登州府志》载,咸丰三年(1853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即下令各县办团练武装青壮年,调集民众修筑圩子,以防捻军来袭。至今在山东很多地方仍留下不少圩子遗迹,比较典型的有文登葛家镇刘家上口村南的圩子墙,其基宽两丈多,圩子高有两米,长有一千多米,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大体上保持着土基原貌,圩子坝上栽种刺槐树,树高都在两丈以上。

咸丰十一年(1861年)捻军进攻文牟边界,被文荣乡兵阻于昆嵛山口。据《登州府志·兵事》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九日载,捻军“东犯文登幸文荣两邑神民于南北数百里山口,三十余处,尽筑圩墙,凭高堵御,贼不能入”。按此,则捻军1861年进犯文登前就已有了防捻长城。而《文登县志卷四》载捻军“逼昆嵛山,忽见林木冈峦皆如甲刃,捻匪惊遁,不敢逾山而东”捻军不战而撤走。此次捻军东进,使文登和荣成父老认识到修筑城墙迫在眉睫,于是就有了修建防捻长城的想法。是谁首先动议不详。据此,显然此次捻军撤军时并没有长城存在。

同治元年(1862年),文荣乡民在文荣乡绅的组织带领下,是年在文乳、文牟,以至北海修筑成了防捻长城。距今已有150年了。

同治六年(1867年),捻军由泰山、博山一路冲杀,如入无人之境,直指胶东东端。但在文牟边界,文登知县调集全县团丁、民众在昆嵛山及沿途圩子布防。捻军见有准备,于是西撤(《增修登州府志》《捻匪志实》)。防捻长城修筑后,捻军“已抵莱阳栖霞海阳宁海,而不敢东犯者,石墙之力也”。山高路险,长城在捻军进攻面前起到了防御作用。这是不容质疑的。

关于此次捻军进军到文登西境后,又急速西撤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当捻军过了胶莱运河后,清军在胶莱运河西岸修墙以断捻军后路。捻军闻知后路被阻,才急速西退;另一种说法是,捻军东进遭到文登团练乡勇的抵抗才西退。修筑时间《文登县志》云“毕翰昭与在籍户部主事张树甲举人李后恺等商议动用文荣两县民力修筑昆嵛山石墙,以防后患。”这种说法,把防捻长城的修建时间定在捻军进攻之后的1867年,比通常说法晚了五年。列此为一说。

修筑后的防捻长城大小山口36处,其中大口有五:爬山口、青山口、章皮口、福岘口、新海口。分三大段:自孙家口东南至海诸口为南口;孙家口以北至昆嵛山诸口为中口;自昆嵛山东北至海诸口为北口。

防捻长城修筑特点,一是每口各有门,闭之则东西不通;二是在山脊缺陷处,筑石为墙,以资保障;三是极险处以山为屏障;四是山口宽处建圩子相接两面;在有的地方建大圩子,用以藏人、粮食、器物。

至目前,墙体大部分都被拆除,但长城痕迹却清晰可见。特别是在文登小观东店子村后爬山山顶,还保留有很长一段长墙,宽高都约一米多。

三、防捻长城的文化意义

捻军从反抗整个封建政治压迫、经济剥削角度说,具有合理性;但作为农民起义,对社会又有极大的破坏性。文登荣成乡绅民众组织起来阻挡捻军的东进,又起到了保境安民,维护社会安定不受破坏的作用。防捻长城作为此段历史的文化遗存、文化现象、历史的见证,应该受到保护修复,作为遗产留给子孙后代。

长城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是实施自我保护的物质和心理屏障。它的心理保护作用远远大于物质保护作用。如北方的万里长城,其实就是一个心理自我保护长城。自从请政府雇佣外国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国开始有了火器,冷兵器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到上世纪初,冷兵器在中国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补充还保留于各武装队伍中。随着冷兵器的退出历史舞台,长城其实就自动进入历史的博物馆。同不能抹杀冷兵器时代一样,也不能抹杀冷兵器时代的设施——长城。它同冷兵器一样,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它的珍贵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此。

 

(作者: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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