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戚俊杰

出处:甲午网栏目:45期甲午研究馆刊发表日期:2014年6月9日

摘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虽然尽职尽责……甲午黄海大战之后,丁汝昌与北洋海军的处境更为艰难。特别是旅顺失守,战伤未愈的丁汝昌更加成为反对派攻击的靶子。他们把旅顺基地丢失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了丁汝昌的头上……

关键词: (暂缺)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虽然尽职尽责,但因清廷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激烈,清流党仍然认为:移走李鸿章,必须先拔掉丁汝昌。甲午黄海大战之后,丁汝昌与北洋海军的处境更为艰难。特别是旅顺失守,战伤未愈的丁汝昌更加成为反对派攻击的靶子。他们把旅顺基地丢失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了丁汝昌的头上。

面对清流党的弹劾诛杀和光绪帝的降旨问罪,丁汝昌奋勇抗敌的爱国之心没变。他主动联络驻守威海卫的陆军,率带北洋舰队,实行海陆协力共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在无力挽救海军命运的最后时刻,拒绝降敌,自杀殉国。

一、逆境之中心不变。

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清宫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双方,围绕“和与战”展开了激烈争论。帝党的御史言官既不敢说慈禧太后,又无法搬掉李鸿章,因此,矛头直指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从7月12日至8月13日,有多位御史言官多次弹劾丁汝昌。他们有的说丁汝昌“性情浮华,毫无韬略”,有人则不顾客观事实说他“一登兵轮,即患头晕”,还有人把丁汝昌率舰队五次巡海围剿未遇敌舰说成是“知其来而先避之,与之相遇而不击之” (1 ),是“避敌畏怯”。强烈要求皇上对丁汝昌撤职查办,易官换人。

黄海大战之后,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弹劾诛杀丁汝昌的呼声越来越高。10月7日,左庶子戴鸿慈首先对伤病未愈的丁汝昌弹劾,奏请将其立即罢黜。由此开始,新一轮对丁汝昌的弹劾愈演愈烈,其形式由个人奏劾变成多人一起弹劾,其目的也由奏请撤职换人变成诛杀问罪。其言辞之激烈,内容之荒诞,着实令人难以想象。

11月26日,光绪帝下旨:“前因旅顺告警,海军不能得力,降旨将丁汝昌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以示薄惩。现在旅顺已失,该提督救援不力,厥咎尤重。丁汝昌着即革职,仍暂留本任,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 (2 )

皇帝的谕旨使清流党劾奏丁汝昌的胆子更大,也更加不择手段。11月27日,以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等60多位御史言官联衔弹劾,集体要求诛杀海军提督丁汝昌:

“海军则敌未来而豫避,敌将至而潜逃。敌之所利必曲成之,敌之所忌必暗让之。上不奉庙算之指挥,下不顾军情之缓急,独往独来于荒陬穷岛之间,忍耻偷生,迁延首鼠,被天下之恶名、万国之仙笑,而夷然有所不恤。此真古今未有之奇闻!不可谓非我国家异常之妖孽也。倾闻旅顺失守,固由陆军不能力战,亦缘海军不肯救援,至敌水陆夹攻,得逞其志耳。丁汝昌一切罪状,屡经言官弹劾,早在圣明洞鉴之中。其尤可恨者,皮子窝未经失事以前,倭于大连湾北方小岛休兵牧马,经旬累月,而丁汝昌匿不以闻。迨至旅顺有警,倭船在大连湾与我军相遇,鼓轮北向整队徐行。而丁汝昌避之竟去,既不肯送援旅之兵船,又不能运济旅之饷械。姜桂题等孤军捍垒,血肉横飞,而该提督方安晏坐于蓬莱阁重帷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而视如无事。在该提督诞妄性成,且自谓内有奥援,纵白简盈廷,绝不能损其毫发。而军中舆论,则谓其外通强敌,万一事机危急,不难借海外为逋逃薮。人心汹汹,虑生他变。盖自汉纳根离船以后,更无人能强之用命。镇远之伤,林泰曾之死,情节隐约难明,益无人能测其为鬼为蜮之所底止!今旅顺既失,海面皆为敌有。彼若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事机至此。不堪设想!此薄海臣民所为拊膺仰首,以企望皇上一怒之神威。而臣等度势揆时,不能不极力言之,以蕲皇上一朝之宸断者也。合无仰恳天恩,明降谕旨,将丁汝昌暂行开缺,而授署理长江水师提督彭楚汉为海军提督;或即擢汉纳根为海军提督,令其速赴新任,既可保护铁舰,且可相机进剿。俟到任后,电谕新提臣将丁汝昌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以伸公愤而警效尤。事宜密速,以防该提督线索潜通,预谋逃叛。” (3 )

通览奏折可知,60多位御史言官不但将旅顺失守的责任归结给丁汝昌,而且所叙之事严重失实。其编造虚构之荒诞,言辞激烈而夸张,着实令人气愤而惊叹。

在60多位御史言官集体弹劾丁汝昌的第二天,山东巡抚李秉衡又密陈奏折:“海军主将率兵舰望风先逃……,非立诛一二退缩主将、统领,使人知不死于敌必死于法,不足以摄将弁畏葸之心,作士率敢死之气。” (4 )

至12月12日,山东巡抚李秉衡虽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完成往威海后路调兵布阵的计划,但却不顾客观事实对丁汝昌再次进行更加严厉的弹劾:“提督丁汝昌为海军统帅,牙山之败,以致远船冲锋独进,不为救援,督率无方,已难辞咎。朝廷不加谴责,冀其自知愧奋,以赎前惩。乃丁汝昌骄玩性成,不知儆惧,闻皮子窝、大连湾一带为敌锋所指,将兵舰带至威海,以为藏身之固。倭船四处游弋,不闻以一轮相追逐。嗣李鸿章令其仍赴旅顺,始勉强以往。至事急,又复率兵舰逃回威海,仓惶夜遁,致将镇远船触礁沈坏。以经营十余年,糜帑数造成之海军,处旅顺形胜之地,乃竟望风先遁,将台炮、船坞拱手以与敌人,丁汝昌之罪尚可逭乎?”最后,李秉衡奏请皇上将丁汝昌“明正典刑” (5 )。李秉衡因其特殊的身份,两次对丁汝昌有失公允的弹劾好似两颗重磅炸弹,为皇上降罪丁汝昌起了重要作用。

12月17日,光绪帝以丁汝昌“畏葸迁延,节节贻误,旅顺船坞是其专责,复不能率师救援,实属恇怯无能,罪无可逭”,“著拏交刑部,分别治罪” (6 )。为了断掉威海海陆驻军将领及军民对丁汝昌挽留的念头,12月21日,朝廷再次下旨:“丁汝昌著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 (7 )

面对来势汹汹的奏劾与问罪,伤病未愈的丁汝昌,虽然“无日不忧,心急如焚”。但仍抓紧组织威海海陆驻军的战备防守。首先是想方设法抢修受伤的主力战舰。因怕“镇远”舰“船漏而单,诸多未妥,且恐奸细甚多,出口远行,难保无事” (8 ),所以,他请调霍良顺“带各匠百余到威,已饬其赶趱镇、来两船工程” (9 )。他没有因为天寒风大,“镇远”舰“水底施工糜费,难以速成”就放松质量要求。而是“拟再加木撑”,并在竣工后“出口试炮”。他在组织机匠修补“镇远”的同时,还抓紧抢修“来远”舰紧要工程。组织得力人员“调 ‘威远’十生半炮二尊,安其耳台船后两处,勿需南下,不误战事” (10 )。

丁汝昌虽被朝廷谕为逮京问罪之人,但他对国家的忠诚丝毫没变,办事认真,是非分明,选用能人的作风仍一如既往。

当林泰曾自杀出缺,需荐举能人替补之时,他马上提名杨用霖署理。并指出:“虽非学堂学生出身,而自幼随船练习,于驾驶、测量尚能谙晓,平时操练铃束颇为得力,即东沟之战胆气尚好,为洋员所共知。” (11 )甲午威海卫之战中杨用霖的出色表现,充分证明丁汝昌推荐起用杨用霖是正确的。

为了使北洋舰队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关系,有利于威海保卫战的开展,丁汝昌还力主推荐徐建寅“为提督帮办,或作监战大员”。其理由是“昨来威勘验,所论悉中机窍,战守机宜,颇知要领,忠勇之发,溢于言表” (12 )。

但是,对于没有真才实学,又不是北洋海军急需的专业人员,即便是自己的上司,或是掌管北洋实权的外国要人推荐的人员,丁汝昌仍毫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在光绪帝宣布将丁汝昌逮京问罪,“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的圣谕后,见到烟台税司送来的两名洋员炮首之后,他立即致电李鸿章:“惟投效炮首,知老炮者多,各新炮者少,人浮于事,以后请勿收录。” (13 )

丁汝昌身处逆境,忠诚不变,还表现在坚决拒绝敌人的利诱与劝降。1895年1月25日下午,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托人给丁汝昌送来了劝降信:“夫大厦之将顷,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机不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大端观之,诚以微微小节,不足拘泥。仆于是乎以声震宇内日本武士的名誉,请客下暂游日本,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际,切愿真正需要阁下报国时节到来,请阁下听纳友人诚实之一言。”

“今日阁下之所宜决者,厥有二端,任夫贵国毅然执着陈旧治国之道,目睹任其陷于厄运而同归于尽耶?抑或蓄留余力,以为他日之计耶?” (14 )

面对敌人的利诱与威逼,丁汝昌毫无所动。这不但使北洋舰队广大官兵佩服,而且也赢得外国军事雇员的广泛好评。北洋海军帮办英国人马格绿致电李鸿章称:“丁汝昌才能出众,忠勇性成,素为海军各将领所服。格禄与之共事,相知甚深。现值倭寇窥窜,时局艰难,恳请中堂奏保暂缓交卸,以系中外之望。所有参劾各节,均与丁提督无涉。如果必行拿问,诚恐海军中外各员,均以赏罚未能出于至公,海军局势,必至万分艰难云。” (15 )

二、殚精竭虑抓防守

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后,李鸿章来电指示:“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16)遵照此令,丁汝昌又于11月23日在威海刘公岛再次发布命令:“目下军务紧急,刘公岛作为海军基地,严申军令,稽查逃勇,禁止滋事,密缉奸匪,以静谧地方。本提督驻威期间,此等事照章办理;因时常率军舰出海巡航,势难兼顾,特委托水陆营务处牛(昶昞)、护军统领张(文宣)发布告示,以期各员遵守:若海军营、舰、校、厂各所人员,不遵命令,且有酗酒、滋事、赌博、犯禁等事,由牛、张两员查拿,并酌情惩罚。本提督率军舰出征之际,各舰乘员畏怯而带舰退逃,或乘机逃脱者,亦由两员严缉审理。伤创疾病者准许入医院治疗。因公务上岸者务必准时归船,违者处死刑,以儆效尤。以上命令由牛、张两员书面发布,营、舰、校、厂各所应向所辖人员广为布告,遵照执行。特此训示。” (17 )由于战局的变化,丁汝昌此次命令的重点是:“稽查逃勇,禁止滋事,密缉奸匪,以静谧地方。”而且根据旅顺基地的情况,他对北洋舰队所有官弁水勇提出警告,如有“不遵命令,且有酗酒、滋事、赌博、犯禁等事,”或者有“畏怯而带舰退逃,或乘机逃脱者”,都必须“查拿、惩罚”。对于因公务上岸者,他强调务必准时归船,“违者处死刑”。上述命令的发布,对于退守在威海刘公岛的北洋舰队,既是及时的,也是必须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丁汝昌对舰队的管理是尽心的。

在管好北洋舰队和刘公岛海军基地的同时,他先后多次奔走于威海湾南北两岸,与陆军统领戴宗骞、刘超佩、刘树德以及刘公岛上的护军统领张文宣商谈布防事宜。在此期间,他尽个人与海军之所能,在协调紧须设备,构筑安全防务设施,关心兵勇与民工,制定奋勇杀敌之奖励方法,建议加强威海后路防御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建议多掘沟道,以备设伏。丁汝昌虽被撤职,但“连日会商,各防统将坚约与军舰相辅”。他致信陆军统领戴宗骞:“倭赴榆关,料不易逞志,铤而走险,是其惯习,宜更防其回扑我境也。” (18 )为使守军能有效躲避敌人武器弹药的强大优势,建议南北守军均应“酌移营垒,使可联络,择要筑行炮土台,多掘沟道,以备设伏,避敌枪炮” (19 )。

反复强调抓好后路防守。因驻威海北岸陆军兵少,而且分散,北岸后路空虚,丁汝昌主动调来水师官弁水勇,赴高山险要处加强后路防守。威海湾北岸“地阔兵单,万一不支,后路台垒设一有失,为贼所用”,则北洋海军在刘公岛上之船势将难支。丁汝昌不但数次“亲同勘度酌移,使可联络”。而且对于北岸3座海岸炮台的高峰处,“拨置陆炮,抽水师弁勇专守”。同时还“派马复恒酌带弁兵驻祭祀台守,兼以调度后山三顶,以资严护” (20 )。

丁汝昌还积极帮助驻威陆军筹措紧要军用物资。对于“炮台所用量远近之镜”,他及时致信告诉戴宗骞:“敞军未备此物”,“查此镜据瑞乃尔称,山海关,天津武备学堂有一架,威之赵北嘴台亦有一架。其山海关一架,归现在该处安炮德人夏教司管”。现在派人“捡量天尺一架,此亦能量远近,但不如前项之便捷耳” (21 )。请查收使用。

帮助解决刘公岛护军守台巡逻周边人力“不敷分布”的问题。他不但及时请示李鸿章,而且还专门致电盛宣怀:“刘公岛周环廿余里,护军三营两哨守台,并派边巡哨,冀抽游击,临时实觉不敷分布。前禀帅请添三哨以足四营之数,以期周防。帅意恐无军装,空手无益。兹询张镇,据称现余军装足充三哨之用。似此一时赶募赶操,信可得力。应恳婉陈帅座,倘蒙允行,乞速复转知赶办。再,该军前招工队三百名,本为安炮而设,俟炮安好,即行禀拨。” (22 )

关心兵勇民夫,激励英勇杀敌。丁汝昌不但对上述布防事情做了周密的按排,而且还十分关心兵勇及民夫的生计。他 “劝戴发压饷,并挪款垫刘饷” (23 ),帮助他们解决陆军兵勇的生活困难。此外,丁汝昌还坚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念,强调“贵在言出必行,方足振兴群力”。如果现银不多,就可请示中堂配发银票若干,“功至可以立奖,免周转延时,或失机要也”(24)。

在日军重兵围困北洋舰队时,丁汝昌还积极建议李鸿章:“重出赏格一节,现无银,已出票,每张百两,列号后,先盖海军提督印,如果赏年某人,则须由该本管官过印,方准支付,如果仅有丁汝昌印不算,乞饬立案。” (25 )

当天夜里,李鸿章即复电丁汝昌:“备票作赏号,应照拟办理,已行台局立案。” (26 )

积极配合陆军坚守陆路和岛上炮台。日军进攻威海湾南帮炮台时,丁汝昌亲率北洋舰队开赴威海湾南口海面靠岸处,击毙日本少将大寺安纯。自1895年1月20日至24日,日军从荣成成山龙须岛登陆了34600人,战马3800匹,以及大量的武器辎重。拥有先进武器的日本军队,一方面利用海军舰队监视、封锁威海湾口,另一方面,日本陆军凭借人多势众,武器精良,战马速快等优势,很快从荣成推进到威海湾南岸。1月30日,日本左翼队司令大寺安纯少将指挥部队轮番进攻南岸的制高点——摩天岭炮台。

当天凌晨,听到南帮炮声不绝,丁汝昌即下令舰队备航待战。天刚放亮,他即率带“定远、济远、平远以及另外四、五艘炮舰排成一列,来到刘公岛与日岛之间,一边巡航,一边向东岸(即南岸,作者注)炮台猛烈发炮” (27 ),努力阻止日军的进攻。

上午8时30分许,在望远镜里看到日军登上摩天岭炮台,丁汝昌立即下令北洋舰队各舰发炮齐轰,将攻上摩天岭炮台的日军左翼队司令大寺安纯少将和日本《二六新报》记者远藤击毙。大寺安纯是甲午战争开战以来日本军队阵亡的最高级别的将官。由此可以证明丁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率带北洋舰队英勇打击敌人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

三、敢打敢拼挫强敌。

威海卫失守后,北洋海军被日本海、陆两军围困在威海湾中的刘公岛上。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丁汝昌召集马格禄、浩威、张文宣、牛昶昞、刘步蟾等洋员和将领共同商讨战守之策。大家认为:“若远出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伤敌数船,倘彼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查威、旅海口情形迥异,旅顺口窄澳狭,船必候潮出口,非时不能转动,临阵不能放炮,既难依辅炮台,又实无益陆路。威海则口宽澳广,随时可以旋转,临敌可以攻击,事势不同。倘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舰闯进口内。即使陆路包抄南北两岸,师船尚可支撑,攻击彼船。若两岸全失,台上之炮为敌用,则我军师船与刘公岛陆军,惟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28 )他们最后商定了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的抗敌之策,决心力筹死守,至船没人尽而已。

率领北洋舰队与北洋护军多次打退敌人的猛烈进攻。1月30日,在日本军队强行攻占威海南岸炮台的时候,丁汝昌即率北洋舰队与刘公岛炮台守军相互配合,持续轮番地与日本联合舰队本队的松岛、千代田、桥立、严岛4舰,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第三、第四游击队筑紫、赤城、摩耶、爱宕、武藏、葛城、大和、鸟海8舰,以及第二游击队抉桑、金刚、高雄等舰展开激战。“刘公岛炮台放大炮、小炮,清舰亦发弹,势颇激烈。筑紫舰烟突根为巨弹所中,伤水兵四人。” (29 )战至下午3时许,日本舰队的第二游击队又齐轰日岛炮台,刘公岛及日岛皆发炮还击,一颗从刘公岛射来的巨弹几乎击中松岛。当天夜里,日军第三鱼雷艇队的4艘鱼雷艇由今井司令指挥,“试图伺机以快速突击港内,但港内对鱼雷艇防守严密,未能达到目的,无功而归” (30 )。

2月3日,丁汝昌率带北洋舰队及刘公岛、日岛炮台守军,奋力抵抗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海上进攻及南岸日本陆军的猛烈炮击。当天早晨,日本第一、第二游击队与联合舰队本队会合,三队战舰皆排成单纵队阵,在威海湾口外海域炮击刘公岛。占领南岸炮台的日本陆军7门大炮配合海军,猛轰刘公岛及港湾中的北洋舰队,中日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日本海军军令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下卷第199页中记述:“北洋舰队实已陷入重围之中,而丁汝昌以下毫无屈色,努力防战。”战至下午,日舰筑紫被击中,“左舷穿透中甲板,未爆炸,由右舷落入海中,打死士兵三名,伤官兵三名,舰体损坏” (31 )。之后,日军葛城舰也中炮受伤。

然而,就在当天,率军勇战的丁汝昌又被给事中于联沅弹劾:“若不将丁汝昌立行裭除,则海军断无起色。” (32 )这些纸上谈兵者的胡乱弹劾,既令人吃惊,也给前线将士带来压力和伤心。

2月5日凌晨近4时,丁汝昌与众将领及洋员在“定远”舰上彻夜议事,得知敌鱼雷艇闯入港内的消息,急忙登甲板察看敌艇行踪,发现敌艇即令开炮。就在敌艇中弹的同时,敌9号、10号鱼雷艇发射的鱼雷也击中“定远”舰。丁汝昌急令将“定远”舰驶向刘公岛东南浅海,作为水上炮台继续抵抗敌人进攻。当天,因“定远”舰受伤进水,锅炉熄灭,丁汝昌移驻“镇远”舰,并及时组织北洋舰队抵抗日本联合舰队本队,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游击队共22艘战舰的猛烈炮击。是日,双方炮战良久,皆有伤亡,但日舰仍难接近威海湾口。

2月6日凌晨3时许,丁汝昌下令各舰船搜寻并炮击进港偷袭的日军鱼雷艇。北洋海军利用探照灯急速在海面上搜寻日军鱼雷艇的作法,反而被敌艇利用,日军发射的鱼雷将“来远”、“平远”、“宝筏”3艘舰船击沉。北洋舰队势力更弱。

当天上午,丁汝昌率带“靖远”、“济远”、“平远”、“广丙”4舰与黄岛炮台配合,对北岸日本陆军,以及向北口进攻的日军舰队进行还击。同时,还令其余各船与刘公岛、日岛各炮台配合,向南岸敌军,以及向南口进攻的日本舰船猛烈开炮,击退日军发动的轮番进攻。

当天下午,日军在威海北帮:“三台山顶设快炮击我黄岛及舰艇,岛上居民男女老少数千人,麕集码头,哀求生路。”丁汝昌前往劝说,“抚慰方散” (33 )。

2月7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及刘公岛炮台守军,艰难地抵抗日本海军及威海南北两岸陆军发起的总攻与炮击,多次打退敌人13艘军舰的轮番进攻。敌扶桑舰被大炮击中:“刹那间一声巨响,舰身猛震,甲板被打烂一尺多的洞,三分厚的铁梁和梯子皆被击断,弹片纷飞,击毁左舷内侧,击到指挥塔的铁壁又弹回甲板,死伤达7人之多。” (34 )。另外,筑紫舰中弹,也死伤8人。

是日白天,由于日岛炮台弹药库被炸毁,1门地阱大炮被炸毁,影响另一门大炮正常使用。无奈之下,丁汝昌下令驻守日岛炮台的萨镇冰率兵撤回刘公岛。

当天,北洋舰队及刘公岛炮台“台舰弁兵伤亡三百余名,伤心惨目,莫可言状。”又因“早间开战之后,大小十三雷艇,利顺、飞霆小轮皆逃”,岛上军心不稳。“至夜,护军各营兵廲集码头,求放生路。丁汝昌、张文宣抚慰稍安。”(35 )

2月8日,丁汝昌更为艰难地组织海、陆两军奋勇抵抗日军的海、陆夹击。南岸炮台轰击岛上炮台及海湾中作战的北洋舰队军舰,“靖远”舰伤亡四十余人,岛上学堂机器厂、煤厂、民房皆有毁伤,人亦多伤亡。岛民与各船水手又复哀求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勉为固守,若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 (36 )。

然而,就在丁汝昌统率刘公岛海陆两军顽强抵抗敌人海陆夹击之时,他又被吏科给事中禇成博弹劾:“海军提督丁汝昌当各处被寇攻陷时,袖手旁观,虽迭奉严旨催令出援,而始终抗违,避敌惟恐不速,已属罪不容诛。”“以海军之全力,不能保一口岸,纵非有心召寇,而其畏缩迁延,坐失要隘,较诸卫汝贵之临阵奔溃,罪尤过之,此次威海南岸炮台被夺,守将刘超佩等业经奉旨在军前正法。丁汝昌以专阃大员,违命辜恩,纵贼失地,罪状昭著,更无所用其讯鞫。相应请旨,电饬李秉衡将丁汝昌密速在军前正法,庶可抒万众积愤之心,而作三军同仇之气。” (37 )

2月9日上午8时许,丁汝昌再乘“靖远”舰,率“平远”舰及诸炮艇驶至日岛附近,与敌军舰队拼战。至中午时分,敌人从鹿角嘴炮台发射的两发炮弹击中“靖远”舰,“左舷破了,炮弹穿过了铁甲板,又穿过了右舷舰首,于是船头先沉了下去” (38 )。丁汝昌与副将叶祖珪见船头下沉,“坚意与船均沉,乃被在船水手拥上小轮船” (39 ),才得以生还。“靖远”舰中弹沉没,使北洋海军的力量更为削弱,但丁汝昌仍坚持统带北洋舰队与岛上护军抵抗日军的猛烈进攻。

2月10日,丁汝昌率带海陆两军,趁日本舰队添煤装弹之际,也抓紧时间进行必要的补给和修理。

当日,丁汝昌得知刘步蟾自杀殉国的消息,悲痛万分。面对舰毁人亡、军心杂乱的局面,他再次拒绝洋员及部分官兵投降的请求。

2月11日,丁汝昌、张文宣等组织海陆两军炮轰前来进攻的日本联合舰队第三游击队,日军“葛城”舰受伤,其170mm主炮手毙命,另有6人受伤。上午9时1分许,日本第三游击队见势不妙,只好整队撤离。上午10时40分许,复来进攻的日舰“天龙”船又被击伤,还击毙日军数名,伤10余人。令敌人没有想到的是“天龙”舰受伤死人后,继续来攻的“大和”舰又被击中。11时15分许,损失严重的日本海军第三游击队在第二游击队的掩护下,撤往威海湾口之外的海域停泊。趁此机会,丁汝昌令北洋海军的“广丙”、“镇远”、“平远”等舰驶往威海湾靠近南岸的海域,炮轰南岸炮台日军。最终因火力不支,只得收兵。

四、自杀殉国践誓言。

丁汝昌率带北洋舰队和刘公岛护军奋力御敌的同时,也数次派人送信,寻求陆路救援。

首先,丁汝昌、牛昶昞、张文宣致烟台刘含芳的信函于2月5日中午送到:“南岸失后,巩军败向西去,倭以马队追之,我师船分队沿岸开炮,击杀倭兵多人,贼始折回。绥军出队亦败,刘镇超佩带伤先至威海,嗣送入医院养伤。戴道带随从十余人退入北岸祭祀台,宿子药库,次早昌等复往商战守之策。戴云:绥、巩军均向西散去,派人四出招集,所剩只绥军一营守炮台及保长墙等语。初七卯刻,复往与商,据云:所散兵招集不回,并台墙守兵亦溃西去,两台只剩十九人。吴敬荣、温朝仪并所带协守水手,亦随绥军西去,祭祀台虽有马道及所部死守,然孤台不支,恐资敌用,我船及岛将立见灰烬。昌不得已,劝戴道移住岛中,将水师人撤回岛内,并挑选奋勇赴毁各台及药库、水雷营。戴道到岛吞金自尽,昌等现惟力筹死守,粮食虽可敷衍一月,惟子药未充,断难持久。求速将以上情形飞电各帅,切恳速饬各路援兵,星夜前来解此危困,以救水陆百姓千万人生命。匪特昌等感大德。” (40 )

2月7日晨,丁汝昌再次令水手教习李赞元搭乘“利顺”号小船从北口木栅门冲出,前往烟台送信求救。

当天上午,因“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的李鸿章电令刘含芳:“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至赍盗,正合上意,必不至干咎,望速图之。” (41 )

但是,至8日晚,丁汝昌既没有收到刘含芳派三人分三路发出的信函,更没有收到皇上“设法送信丁汝昌等,速为筹画,毋误事机”的圣旨。

2月8日夜里,丁汝昌在刘公岛见到了刘含芳派来送信的营弁夏景春,收到刘含芳转来李鸿章令其带舰突围的电报,丁汝昌立即修书禀复战况并求援:“倭连日以水陆夹攻,多以雷艇来袭。初十夜月落后,倭雷艇数只,沿南岸偷入,拼死专攻‘定远’,旋退旋进,我因快炮无多,受雷一,尾机舱进水,急驶搁浅沙,冀能补救作水炮台,后以受伤过重,竟不能用。是夕,倭雷艇被我击沉一只,又被获一只,内有四尸,馀逸出口。十一夜月落后,倭又以雷艇多艘,分路拼死来袭,毁沉我‘来远’、‘威远’、‘宝筏’三船。十二晨起,倭以水师二十馀艘,加以南岸三台之炮,内外夹攻,炮弹如雨,我军各舰及刘公岛各炮台,受敌船炮弹击伤者尚少,被南岸各台炮击伤者甚重,官弁兵勇且多伤亡。是日,日岛之炮及药库,均被南岸各台炮击毁,兵勇伤亡亦多,无法再守,只得将馀勇撤回。当南岸各台未失以前,昌与张文宣等曾挑奋勇,备事急时即往毁炮,不料守台官既不能守,又不许奋勇入台行事,竟以资敌,贻害不浅,此船岛所以不能久支也。南北岸极其寥阔,现均为敌踞,且沿岸添设快炮,故敌艇得以偷入,我军所有举动,敌于对岸均能见及,实防不胜防。十三晨,敌全力攻扑东口,炮声一响,我小雷艇十只畏葸,擅由西口逃出西去,倭分队尾追,被其获去九只,馀被击沉。以我艇资敌用,其害与南台同。自雷艇逃台,水陆兵心散乱,如十六七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各艇既不得力,且复擅逃,其官弁人等,必由浅沙登岸,务请各帅严拿正法。”(42 )

在给刘含芳写信的同时,丁汝昌还给陈凤楼写了一封求救信:“此间被围困,盼望贵军极切。如能赶于十七日(即2月11日,作者注)到威海,则舰船、海岛尚可保全。日来水陆军心大乱,迟到恐难相见。乞速救援。” (43 )两信写好后,均交夏景春藏好带走。

2月9日凌晨,趁夜暗之时,丁汝昌派营弁夏景春从刘公岛偷渡到威海卫,从旱路赶往烟台。

当天下午1时许,7日晨乘“利顺”小轮前往烟台送信的水手教习李赞元赶到烟台向刘含芳报告,刘公岛军民“惟望援眼穿,水陆数千人徒增血泪”。刘含芳立即向李鸿章电报:“即刻水手教习李赞元来烟,……该弁称丁提督等受困,一言难尽,声泪俱下云。” (44 )

2月10日傍晚,营弁夏景春将丁汝昌请求救援的信函交给刘含芳。此时,距离丁汝昌向岛上兵民承诺的最后时限仅有20多个小时的时间。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山东省可调兵力有限,山东巡抚李秉衡在20多天的时间里所派之兵很少,而且战不能胜,早已西撤。李秉衡本人也于2月8日撤出烟台,移驻莱州,放弃对北洋海军的救援。

2月11日,在威海湾观战的英国军船到烟台告诉刘含芳:“‘靖远’又击沉,各船打得甚好,各国都佩服,可叹无援。”“亲见丁提督望援,两眼急得似铜铃一样。” (45 )同样,光绪帝数次下旨调援的其他部队,至2月11日,“丁镇(指丁槐,作者注)已单骑到黄县(今龙口市,作者注)”,另“有两营今日到济”,“陈镇率马队三营到莱州” (46 )。陈镇即是丁汝昌特别致信求救的陈凤楼,因为丁汝昌深知陈凤楼的“马队三营”不但速度快,而且他与陈曾有交情。只可惜,2月12日“陈镇马队已奉旨调直,望催其速行”。李鸿章自己也无奈坦言:“刘公岛孤军危急,恐不能救,奈何?” (47 )

丁汝昌寻求救援的计划彻底破灭,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日军的诈降和部分洋员、兵勇投降敌人的建议,决定自杀殉国。

早在去年11月5日,丁汝昌在致信张士珩时就直言不讳:“现惟缮此烬余,竭此衰躯,效命以报。” (48 )在日军进攻威海卫之前,他就派人将北洋舰队的重要文件或信函送到烟台交刘含芳妥善运管。还在去年11月22日,为债务事项致信樊时勋:“弟从事海军十余年,历年积亏公款万余金。现时局如此,誓与倭奴不能两立。而亏累一时未克补填,惟有暂且变通,由尊处账内作收规平银陆千金,藉资展转。事局稍定,当由弟设法赶归。万一有意外之变,即与小儿葆翼结仗,已告彼牢记矣。” (49 )由此可见,丁汝昌已在为“意外之变”作周密的安排。

至去年11月24日,丁汝昌致电李鸿章表示:“除死守外,无别策。”海军如果战败,万无退烟台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 (50)。

丁汝昌说到做到。至2月8日,丁汝昌已数次安抚乞求生路的岛民和兵勇,而且严辞拒绝洋员戴乐尔、瑞乃尔等人的投降建议。

2月11日,是丁汝昌安抚岛民“届时自有生路”的最后时限。丁汝昌“知援兵无期”,“水陆兵勇又以到期相求”,他“几次派人将镇远用雷轰沉,众水手只顾苦求,无人动手”。夜间,“水陆兵民万余人哀求活命”。丁汝昌决定实践自己以身报国的诺言,遂饮鸦片自杀殉国。

通过以上事迹的列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甲午战争期间的丁汝昌,对国家、对民族是忠诚的,是尽心尽力履行了北洋海军提督职务的。在反对和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做到了旗帜鲜明、积极主动、任劳任怨、忍辱负重、身先士卒、带伤督战。特别是在甲午威海卫保卫战中,能够正确对待御史言官不顾事实的弹劾和诛杀,化冤屈为动力,丢弃个人名利恩怨,坚决拒绝敌人的劝降和利诱,率带北洋舰队广大将士,联络炮台守军,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积极防御,奋勇杀敌,勇敢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援军无望、兵心大变、无力挽救北洋海军命运和战局的最后时刻,拒绝投降,自杀殉国,兑现了以身许国的承诺,保持了中国军人传统的战争观和气节观。

 

注:

(1)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9页。

(2)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3) 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6),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33—534页。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5)戚其章辑校:《李秉衡全集》,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12月版,第176—177页。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7)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299页。

(8)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280页。

(9)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10)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280页。

(11)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209页。

(12)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259页。

(13)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302页。

(14)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页。

(15)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344页。

(16)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219页。

(17)海军军令部:《廿七八年日清海战史》(下卷),(东京)水交社明治三十八年八月版,第193—194页。

(18) 《丁汝昌集》,第222页。

(19)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233页。

(20)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232页。

(21) 《丁汝昌集》,第222页。

(22)《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7页。

(23)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384页。

(24) 《丁汝昌集》,第220页。

(25)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374页。

(26)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375页。

(27) 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8),中华书局,1994年7月版,第210页。

(28)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347—348页。

(29)《甲午战争史》,第414页。

(30)《日清战争实记》第19编,第34页。

(31)转引自《甲午战争史》,第415页。

(3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页。

(3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21页。

(34) 《甲午战争史》,第422页。

(3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21页。

(3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21页。

(3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399页。

(38) 《甲午战争史》,第423页。

(3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21页。

(40)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15页。

(41)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17页。

(42)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31—432页。

(43)《李秉衡致陈凤楼电》,《山东巡抚衙门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甲午战争史》,第432页。

(44)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27页。

(45)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36页。

(46)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32页。

(47)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33页。

(48) 《丁汝昌集》,第218页。

(49) 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50) 《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页。

 

(作者: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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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俊杰,1949年生,山东威海人。现任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员、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社科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副主任、威海市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会长。长期从事文物保护与史学研究,主编、合著各类图书10多部,发表论文近30篇。被评为山东处文化系统优秀专业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 《北洋海军研究》(第一、二、三辑)、《姜书璞治砚艺术》、“《勿忘甲午》”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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