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钦法 单玉梅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金元之际,王重阳及其七大弟子在胶东昆嵛山创立了道教全真派,使其在元代发展至鼎盛,明清时期虽然呈现出衰落趋势,但它仍然是封建社会后期在道教中与正一派并立的两大道派之一,且影响极为深远。本文试就全真派何以创立于胶东昆嵛山,予以历史文化方面的 ...

关键词: (暂缺)

金元之际,王重阳及其七大弟子在胶东昆嵛山创立了道教全真派,使其在元代发展至鼎盛,明清时期虽然呈现出衰落趋势,但它仍然是封建社会后期在道教中与正一派并立的两大道派之一,且影响极为深远。本文试就全真派何以创立于胶东昆嵛山,予以历史文化方面的初探。

一、天时

1.从来乱世宗教多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北宋京城开封被金兵攻破,“东及沂、窑,西至曹、濮、兗、郓……皆被其害,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①。四月,金兵俘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后妃、太子、皇室、后宫等三千余人北去。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应天(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从此时起,直到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极,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战乱不堪的时期。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山东境内基本为金人控制。金占山东后,“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②,强行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连续几年的战乱,使山东民不聊生,并发生重大规模饥荒,强盗四起,以至人相食,山东百姓陷入空前劫难之中。金灭北宋而统治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之后,又不时南侵;南宋国力稍强之后,也试图雪靖康之耻,组军不断北上;而成吉思汗统一诸部落之后,也力图扩大版图,伐金讨西夏。金大安四年(1212年),蒙古兵再次攻金,夺取居庸关,包围中都,之后,分三路大军南下中原。

蒙古元军三路横扫中原,所过之地,“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皆席卷而去,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③。直至宋明王朝统一,这二百多年时间里,战火燃遍了华夏大地,黎民百姓灾难深重,作为主战场的华北、中原更饱受煎熬,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复杂,尖锐多变。一些汉族士人既不愿在金朝作官,也不想在政治上与之合作,更不愿去参加抗金斗争,而是走上了一条消极隐遁之路。元人虞集称:“昔者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故,蹈乱离,辄草不衣食,或徉狂独往,各立名号,以自放于山泽之间。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澌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复善之说劝人,一时州里四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在郡县,皆能力耕作,治庐舍,联络表树,以相保守,久而未之变也。”④真可谓是自古乱世多宗教,在痛苦中呻吟的人们是多么希望有种依托和慰籍。这种依托和慰籍是忙于征战和巩固自己统治的统治者们所不能给予的,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又无法平息此生的痛苦,至于佛教的救渡又过于虚幻,这或许就是历史为全真道在生存上、感情上能满足当时人们的愿望和需要,提供了一块巨大空间和难得的契机。

2.三教圆融成定势

三教圆融,可谓全真教义最为鲜明的突出之处,王重阳在《金关玉锁诀》中称全真道“以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⑤,其高足也同唱三教同源一致调,“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⑥,“三教归一,弗论道禅”⑦,“三教由来总一家,道禅清静不相差”⑧。他们劝导徒众诵读《道德经》、《心经》、《孝经》,主张创立一种融合三教的“性命之道”,亦即全真道。

三教融圆,即三教合一思想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产物,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汉魏两晋时期,因道教刚立不久,还处于原始阶段,在各方面都需要充实提高,而儒家学说和外来的佛教也就多少满足了这种需要。中国第一部道教经书《太平经》就含有不少儒家的思想因素,如“阳尊阴卑”的观念,认为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秩序是合乎天道的。东晋道士葛洪也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⑨。两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社会影响的逐渐扩展,道教开始吸取佛教思想,主要是对佛教的因果轮回说的吸收。但这些只不过是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前奏罢了。

南北朝时,道教经过葛洪、寇谦之、陆修静等人的改造,也成为较为成熟的宗教。这一时期的道教经书,继续吸取儒学的伦常道德观念,将其与道教的宗教伦理道德思想相结合,使其成为教理教义中一个相当突出的内容。此时的佛教因果报应、五道轮回,地狱天堂观,在道教经书中也触目皆是了。“三教合一”思想此时期初显端倪。

隋唐五代是“三教合一”全面铺开的时期。隋代的道士在理论上继续融合佛教,许多道教经典里出现大量佛教词汇,如“三界”、“烦恼”、“生业”、“无量”等等。至唐代,道士中出儒入释的人越来越多,对佛教义理的吸收,已开始达到消化吸收的阶段。这时期出现的道教“重玄派”就带有浓厚的佛学色彩。唐朝皇帝虽大多以崇道为主,但从总政策上来论,还是采取三教并用的。武则天曾谓“佛老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⑩。唐玄宗对儒释道采取“三教无阙”,“会三归一”的政策,认为三教是“理皆共贯”(11)。

北宋,三教合一趋于定势。道士张伯端首先打出“三教合一”的旗号。他在《悟真篇》中,吸收儒家的性命之说,主张性命双修,又吸收佛教禅法,以充实其修性的内容。他的三教合一思想和内丹理论被道教南宗四祖及弟子全部继承并被赋予充分的儒释内容。南宗五祖之一白玉蟾继续高扬“三教合一”旗帜,谓“三教异门,源同一也”,“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12)。宋真宗赵恒说:“三教之设,其皆一也,大抵劝人为善,唯识达之士能一以贯之。”(13)金初,中国北方相继出现的太一道、真大道等,无不以“三教合一”为特征。可以说,道教“三教合一”思想此时已成定势。

3.内丹学说兴盛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力衰退,逐渐演变为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之局。为了躲避战乱,许多文人儒士和失意的王公官吏隐遁山林,混迹市廛,使内丹道教逐渐兴起。这些人中,影响甚大的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

钟离权是后晋的一位将军,据说他曾奉旨征战吐蕃,不幸打了败仗,独骑逃入山中,遇一胡僧,引之至东华先生庄上。经东华先生说教,从此看破红尘,出家为道。

吕洞宾名声更大,关于他行侠仗义、惩恶救善的神话传说,自北宋以来流传甚广。他的家世生平与当时许多文人儒士相同,因生逢乱世,功名无望而退居山林,清心寡欲,全性保生。但吕救世欲图的心情未曾泯灭,所以常出游人间,以丹药济人,剑术除恶,留下许多行侠仗义救世助人的佳话。

陈抟是与钟、吕齐名的隐逸道士。据《宋史》记载,陈抟,字图南,号希夷先生,安徽亳州人。早年熟读儒书,尝应考进士,未成,功名无望,遂以山水为乐,后栖武当,宋初入华山为道。陈抟一系内丹之学在齐鲁大地也广为传播,不少人师事陈抟及其弟子(14)。此时,道教外丹术趋于衰落,内丹术超而代之。当时的隐逸道士纷纷吸收早期道教内炼形神、外服丹药之术,并融合儒家《易》学和佛教禅宗的修持理论,形成了具有较深哲理的内丹修炼功法。钟、吕二人都以传习内丹著称于世。陈抟在华山与吕洞宾为方外之友,也擅长内炼功法,据说他曾从麻衣道者和吕洞宾处得到《正易正心法》和太极图、先天图,用儒家《易》学原理解释内丹,这一学说对宋、元道教内丹学和儒家理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总之,唐末五代隐逸道士发起的内丹热潮,对宋、元道教的发展和变革有着极关重要影响。

北宋著名道教学者张伯端(984-1082年),号紫阳真人,所著《悟真篇》是道教内丹学名著,被誉为“千古丹经之祖”。张伯端的内丹学受道家黄老思想影响,认为人身是一小宇宙,在人体内修丹成仙,须要逆反宇宙生成法则,即逆反“道生万物”的自然程序,使身中阴阳五行交合为一,炼形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从而返本还元,复归于虚无,使自我与无生无灭的道体合一,即可永世长存。他的炼神养生之法,吸取了佛教禅宗之说,即要在明心见性,体悟至道空寂,生命本无,使真心显现,阳神飞升,与道合体。张伯端的内丹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与后来全真道主张的性命双修,强调以“识心见性”为修仙正途,是一脉相承的。

二、地利

齐鲁大地有着深厚而悠久的道教文化传统,特别是齐国,其文化传统与道教之间关系更为密切。胶东古属齐,独特的地理位置、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条件,共同孕育出了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

1.原始崇拜与民间迷信

齐地古文化盛行多种崇拜,既有对自然界的日、月、山、川、雷、电的神灵崇拜,又有对鸟、熊、鹿等动物的图腾崇拜,也有对祖先的灵魂崇拜,还有对天帝的崇拜(15)。齐地还有特别的“八神”崇拜,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八神”为: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秦皇汉武东游海上,都曾祭祀“八神”。阳主祠在芝罘,日主祠在成山,月主祠在莱山。齐地盛行各种民间迷信,认为各种罕见的自然现象都意味着某种征兆,预示着吉凶祸福灾异祯祥,传达着神灵的褒奖或警示。

道教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宗教,其中杂糅了很多民间迷信,齐地丰富多样的原始崇拜和民间迷信,是道教的重要来源之一。

2.行气养生传统

道教追求长生不死,须以身体健康为基础,故在古代诸多学派中,道家最注重养生,且以行气为主要方法,即通过调节气息和控制意念来达到养生健身目的。行气养生之道在齐地古来盛行,且有独到之处。齐地濒临大海,各种海外奇闻流传不绝,加之海上常有蜃景出现,因而盛行“海上神山”和“不死之民”的传说。这些都刺激了齐人对长寿永生的强烈欲望,也刺激了他们对各种养生术的探索,他们把“心”和“气”联系起来思考,把行气作为养心、养生的重要手段。成书于战国中期的《管子》一书中的《内业》、《心术》、《白心》等篇,沿着齐人这种传统的行气养生之路继续发展,并将其与当时业已流行于齐国的老子的道论结合起来,终于创造出具有浓郁齐学特色的精气论。这几篇所探讨的是形神关系问题,也是道教的永恒主题。在此也不难看出,道教内丹学以身体为炉灶,修炼“精”、“气”、“神”以成仙的理论,与《管子》养生理论的关系之密切了。战国中后期的齐国是列国的学术文化中心,汇集于齐国的各家学说又以齐城为中心辐射到各地和各国,因而《管子》养生理论的历史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3.黄老之学与黄老道

黄老之学是道家哲学的一个分支,产生于战国中期百家争鸣高潮时期的齐国。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提到过的慎到、田骈、接子、环渊等人,都是齐国稷下学宫的著名稷下先生。成书于战国中期的《黄帝四经》和稍后的《管子》中的部分篇章,是战国时期黄老之学的重要著作。从这些人物和著作的主要思想内容来看,就是道法结合,兼采百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因阴阳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新道家,指的就是这黄老之学。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集众家学说之长,引领着当时学术思想发展的大趋势,成为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

战国中期兴起的黄老之学为什么会在齐国出现呢?

首先,与战国时期流行的所谓黄帝之言有很大关系。黄帝作为古史传说中的人物,最早见于《逸周书》、《国语》、《左传》。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黄帝为诸子百家所乐道。

其次,战国时期虽然“百家言黄帝”,但以道家为最。开创道家的老子学说流传到战国,与当时盛行的黄帝之言相结合,冠黄帝于老子之上,形成所谓黄老之学。道家之所以要托始黄帝,一方面是为了在与其他学派争鸣中取得有利地位,借以压他;另一个方面也是出于道家自身需要,以黄帝的名义来改变早期道家批判现实和疏离政治的倾向,转而积极地向权力中心靠拢,探讨富国强兵之道和治国方略。

再次,是田氏齐国的政治需要。公元前386年,田氏齐国正式取代姜齐政权,此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为自己正名,以取得列国诸侯的认可。田氏原为陈国望族,乃姬姓的黄帝之后,而姜齐则为炎帝之后,田氏大打黄帝牌,附会和利用了黄帝战胜炎帝而有天下的历史传说,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为黄帝之后,为田氏代齐的合理性造舆论。于是,齐国上下掀起了尊黄帝的热潮,大大促进了社会上黄老之言的传播和流行。所以,齐国不仅是黄老之说的发源地,也是其主要流传的地域。汉初被选为主流意识的黄老之术,就是曹参在相齐时从胶东引进的。黄老之术正是由于在齐国的巨大成功,才得到汉最高统治者的尊崇。不仅王公将相醉心于此,文人学者以此显闻于世者也很多。至汉武帝时政弦易张、独尊儒术,黄老之学失去了官方支持,但在整个两汉三国时期的思想界仍然有很大势力。

黄老之学在西汉中期受到冷落后,又转向民间宗教方向发展,后演变为“黄老道”,成为道教的前身。汉武帝热衷于长生不死之术,崇拜方士,这些方士们便投其所好,一方面鼓动汉武帝求仙,另一方面又效法儒家董仲舒神化孔子的做法,攀附当时影响很大的黄老之学。先是神化黄帝,继而神化老子,于是,黄老之学逐渐被引向宗教,演变为黄老道了。最早攀附黄老之学的是齐地方士李少君,他把黄帝说成是长生不死的神仙。其后齐人公孙卿又制造了黄帝得宝鼎“仙登于天”的故事,鼓动汉武帝封禅成仙。由于方士们的大肆宣扬、鼓吹,黄老之学由学术转向了宗教,至东汉末,终演变为道教。

4.阴阳五行思想

阴阳与五行原本是产生于不同地域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他们各自经历了长期发展,最终归于合流,实现于战国中后期的齐国稷下学宫,其标志就是《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等篇(16)。稍后,齐人邹衍集阴阳五行思想之大成,成为这一学派最重要的代表。阴阳五行学说在齐地最为盛行,是齐国最具地域特色的思想理论。在邹衍之前,阴阳五行说主要用来解释天地阴阳四时的循环变化和自然界万物的构成要素。邹衍在此基础上,将其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用以解释历史上王朝的兴衰更迭,揭示社会历史演进的原因和规律。阴阳说是一种鼓吹统一的理论,正好迎合了列国诸侯“王天下”的心理,故能大走红运。汉朝建立后,邹衍之说成为统治者“改正朔,易服色”,论证政权合理性的理论依据。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中包含了很多神秘诡异的成分,这些神秘的内容在后世承传的过程中最终与世俗的方术迷信合流,成为道教的重要滥觞。燕齐沿海一带的方术都是一些世俗的迷信,没有系统的理论,邹衍的阴阳五行说正好可资利用来作为方术迷信的理论外衣,故战国后期到秦汉,齐地沿海一带成为“方仙道”的大本营,同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的流行有很大关系。

阴阳五行学说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图式或思想框架,用来解释整个物质世界的本质、构成和运动规律。中国古人习惯上把他们所观察到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按照阴阳五行学说提出的程式装进这个既定的框架内。在他们眼中,整个世界就是由阴阳和五行架构起来的,物质及人类社会都是按照阴阳消长的循环规律和五行生克的流转规律运动的。因而,自从阴阳五行学说成熟之后,就成为中国古人的一种思维定势和特有的思维方式,正如顾顿刚先生所言,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人的“思想律”。胶东这块盛行方仙术的热土,岂能不盛行阴阳五行学说?

5.海上仙山之祖

昆嵛山巍巍雄卧于胶东东部临海处,万仞耸立,支脉纵横,连绵起伏,林深谷幽,北魏史学家崔鸿在《十六国春秋》中称其为“海山诸山之祖”。神话传说中的海上“三神山”——“蓬莱”、“瀛洲”、“方丈”都是由它衍生而出。胶东的方士们,正是利用了这种空灵斑斓的幻想,开始了仙道说教。“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土言之不可胜数”。这位一统天下的始皇帝对使人长生不老的药草、圣水有巨大兴趣,于是便“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17)。但终秦无果。后来的汉武帝对求药求仙的行为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胶东沿海一带,方士们的求仙活动再掀狂潮,他们依靠朝野权贵,周游四方,但结果却是一样白费心机。这其中自然有以求仙为名,实为猎取功名的欺骗行为,但也不乏许多真诚而悲壮的努力。这种努力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并为海上交通和海外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前景。同时,也为道教的孕育产生准备了适宜的土壤。

昆嵛山又名“根余山”、“麻姑山”、“姑余山”。传说道教神仙麻姑就是在昆嵛山修炼成仙的。麻姑的传说有多种,最早见于晋葛洪《神仙传》,说她是东汉著名神仙王方平之妹。《续文献通考》称,她在东汉桓帝时修道于牟州东南之姑余山。《齐乘》引《仙经》说:“姑余山,麻姑于此修道上升,余址犹存,因名姑余。后世以姑余,昆嵛声相类,而讹为昆嵛,然今东夷人止名昆嵛。”麻姑信仰在昆嵛山由来已久,唐末五代时,山中就有了麻姑冢,建起了麻姑庙。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宋徽宗封麻姑为虚“妙真人”。重和元年(1118年),又赐麻姑所居为“显异观”。从此,麻姑作为长寿的象征,倍受当地人崇拜。麻姑信仰在昆嵛山一带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昆嵛山道教的兴旺,使其成为一座道教名山。据传,金代时有一位唐四仙姑也在此修炼升仙。

正是这位妙通神异宿有仙缘的唐四仙姑,先是向丘处机泄露了全真祖师王重阳欲从关西来海上度化七真的天机,后又献让其居,使之成为全真派发祥之地。

果真如此吗?姑且勿论,但金大定年间,陕西道士王重阳“竹冠弊衣,携笠策杖”,风餐露宿,徒步来胶东昆嵛山麓,开派创会,度真传教,终使全真派成为宋金新道教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影响极为深远,却是史实。仅此一点,昆嵛山作为道教名山的历史地位就不言而喻了。

三、人和

1.全真祖师王重阳

“文登昆嵛山有山市,恒在清晨,遥望之,山化为海,惟露一岛。岛外悉波涛弥漫,舟船往来,山下人但觉在雾气中。”(18)就是这样一种亦虚亦幻亦真亦假的神秘景象,为王重阳东来海上创派度真提供了可遇可求的理想之地。

全真道是中国哲学水平很高的宗教,其内丹学是中国哲学三大理论高峰之一(19),其创始人王重阳更是一位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艺术修养的道教大教主。

王重阳的出现与关陇文化的哺育关系极大。长安为汉、唐古都,风物绝胜,人杰地灵,是历史文化的重要中心,儒、释、道三教持久昌盛,形成深厚传统。终南山、华山一带是道教文化的著名胜地,宫观遍布,高道辈出,乃道教生长发育的沃土。古有老子西出幽谷,隐于秦野。魏晋之际,道教楼观派兴起,终南山、华山一带成为道教名山。唐朝崇道教,敬老子,仙风愈炽。五代宋初,钟、吕内丹兴起,陈抟老祖据华山而演《无极图》,成为一代宗师。王重阳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深厚、道教昌繁的社会氛围之中,他又具对生命本源强烈追求的性情,故能上下求索,初期研习儒家经史,欲走入世报国之路而几番受挫。后来在道教高人指点下,归向以道治心救世之途,决心“跳出阴阳造化关,一心向道莫回返”(20)。他有深沉的文化根基,有超绝的悟性,又有开宗立教的教主意识、宗师气象和刚毅不拔的传教信念,所以能拓创新兴教派,使全真道异军突起,流传广大。

王重阳在陕西家乡悟了道,然而在传道中却遇到巨大困难,当地教派老化,思想保守,不易接受新生事物。虽也有陈抟、刘海蟾等内丹高道出没其间,然他们多用心于独自清修,与民众相隔绝,因而民间人士对内丹知之甚少,缺乏领悟重阳新教义的社会基础。关陇文化孕育了王重阳,却无法为他的传道创教大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王重阳把眼光投向了胶东,开始了与齐鲁文化的沟通。王重阳是一位饱学之士,对胶东自古便是仙学流行的地方,曾经出现过一大批求仙问道的方士、道士,道教文化在那里源远流长,必能不断地孕育出新的问道之士心仪久矣,所以,他选择了胶东作为他传道创教的圣地。

2.北七真宏教鼎新

王重阳用了大半生寻道悟道,来到胶东传道创教的时间只剩下他一生的最后一段,不足三年。由于他择地得当,收徒有方,在短时间内便取得了巨大成果,成为一代祖师。他在胶东先后感化了马钰(丹阳)、谭处端(云真)、丘处机(长春)、刘处玄(云生)、郝大通(广宁)、王处一(玉阳)、孙不二(清静)七大弟子,道史称“北七真”,促成了一个崭新教派的兴起,改写了整个中国道教史。一种新文化思潮的出现,基本方向确定后,人才是决定因素。没有王重阳,固然不会有全真道,没有全真七子,同样也不会有全真道。全真七子是三教兼修,立志从道的文化士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撑起了全真道的事业,使之走上更加辉煌之路。

全真七子是土生土长的胶东文化士人。王重阳深知骨干人才对发展新教的重要性,所以他来胶东宁海州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发现和培养高徒上。

不负王重阳厚望,在开拓教门过程中,籍属胶东三州的七真每一位都能独当一面,独立开辟,独成一宗。马钰开遇仙派、谭处端开南无派、丘处机开龙门派,刘处玄开随山派、王玉阳开昆嵛山派、郝大通开华山派、孙不二开清静派,他们都具有宗祖大师的气度,他们师事重阳,无地域之隔,同心协力,无彼我之界,感劝大汗,无民族之分,传道四方,无乡土之限。是一个高素质高能量的群体,使全真道由小到大,朝气勃蓬,走向全国,绵延后世。

3.崇道群体三州五会

金大定年间,胶东三州五会的建立,为全真道在胶东的创派发展打下了牢固的社会根基。

金大定八年(1168年)八月,丘处机、谭处端、王处一、郝大通四人跟随王重阳由昆嵛山烟霞洞迁往文登姜氏庵修炼,在这里,他们建立了文登“三教七宝会”。这对全真道的未来发展是一至关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不仅是全真教建立的第一个民间宗教组织,而且也代表着王重阳在胶东的传教活动,由专门培养少数教门精英,转化为培养教门精英与教化下层民众共同进行。大定九年(1169年)春,王处一辞别王重阳,到九顶铁槎山隐居。大定九年(1169年),王重阳携马、丘、谭、郝四弟子由文登姜氏庵迁往宁海金莲堂。八月,在此建“三教金莲会”。大定九年(1169年)九月,马钰、丘处机、谭处端三人随王重阳由宁海金莲堂迁往登州福山县,建“三教三光会”,又于蓬莱建“三教玉华会”。十月,在掖县建“三教平等会”,“自是远近风动,与会者千余人”(21)。至此,全真道在胶东的下层民众组织已全部建立起来了,这在道教经籍中被称之为“三州五会”。三州为宁海州、登州、莱州,五会为三教“七宝会”、“金莲会”、“三光会”、“玉华会”、“平等会”。王重阳由关西奔胶东沿海传教短短两年时间,不但收了全真七子作为全真道的核心与精英,而且广泛建立了五会,收徒众万余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早期全真道五会实际上是群众性的修道组织,其成员都是对内丹修炼感兴趣的民众,绝无丝毫政治色彩,五会的信徒们虽然未出家,但对修道事业却积极支持。早期全真道没有自己的宫观,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食宿问题多由五会徒众自愿解决。他们还施舍庵堂,提供斋食,出资赞助全真大师诗文集的刊印。五会的建立,为全真道在胶东沿海一带打下了牢固的群众根基,为实现王重阳“使四海教风为一家”的抱负,把全真道推向全国提供了巩固的后方。

总之,王重阳在胶东创教是成功的。他得到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即金元之际的动乱时代,有利于道教新派的创建;地利,即是胶东齐地的山海秀景、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间习道风气;人和,即是由关西东来海上,寻到了志同道合的全真七子,没有胶东三州,便没有王重阳传道创教的成功,可以说,胶东是全真道发祥之宝地。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

②《大金国志》卷五。

③陈得芝:《中国通史》第8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④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

⑤《重阳全集·孙公问三教》。

⑥丘处机:《磻溪集》卷一。

⑦刘处玄:《仙乐集》卷三。

⑧谭处端:《水云集》卷上。

⑨《抱朴子内篇·对俗》。

⑩《全唐文》卷99。

(11)《贺论三教状御批》,《曲江集》卷15。

(12)《正统道藏》第47册、7册。

(13)《佛祖统记》,见《大正藏》第48卷。

(14)可参见《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第117-118页,齐鲁书社2005年版。

(15)参见王志民:《齐文化概论》第八章,385-40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参见白奚:《稷下学研究》第九章,三联书店1998年版。

(17)《史记·封禅书》。

(18)(清)王渔洋:《池北偶谈》二十六卷。

(19)另两个理论高峰为:佛教禅学和宋明道学。

(20)《重阳全真集》,卷十。

(作者::王钦法,乳山市道教协会研究员;

单玉梅,乳山市道教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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