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晓春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2005年7月,在中国北方著名古港——登州港(蓬莱水城)清淤工程中,发现3艘古代沉船。其中,在蓬莱3号古船上,发现两件产于朝鲜半岛的高丽镶嵌青瓷,引起韩国学术界的关注。当年12月,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金圣范馆长、金炳堇博士访问蓬莱,对新发现的高丽 ...

关键词: (暂缺)

2005年7月,在中国北方著名古港——登州港(蓬莱水城)清淤工程中,发现3艘古代沉船。其中,在蓬莱3号古船上,发现两件产于朝鲜半岛的高丽镶嵌青瓷,引起韩国学术界的关注。当年12月,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金圣范馆长、金炳堇博士访问蓬莱,对新发现的高丽镶嵌青瓷进行鉴赏。在山东半岛发现高丽镶嵌青瓷及有关高丽文物,是近年来中韩关系史上一次重要的文物发现,在中国与韩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本文现将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和探讨。

一、高丽镶嵌青瓷的发现

登州港位于山东省蓬莱市市区北部,处于东经120°44′45″、北纬37°49′37″之间。自公元707年登州设立后,登州港一直使用至今,是中国少有的几处使用一千多年的港口之一。2005年3—11月,登州古港开展建国后第二次清淤工程。7月24日后,陆续发现3艘古代沉船,均位于1984年发现的蓬莱1号古船西侧,分别编号为蓬莱2号、3号、4号古船。蓬莱2号、3号古船保存较完整,蓬莱4号古船只剩下4块船底板。蓬莱2号古船残长22.5米,残宽5.6米,残存6个舱,舱残深0.56米,船型呈瘦长的流线型,与1984年发现的蓬莱1号古船船型相同。蓬莱3号古船紧靠蓬莱2号古船北部下方的淤泥中,残长19米,残宽6.2米,残存6个舱,舱残深1.28米。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有瓷器、陶器、料器、石器、瓜果种子、棕绳、草编、竹片、鱼刺等。

8月20日,在蓬莱3号古船的第4舱发现高丽镶嵌青瓷水波联珠纹碗,已残,口径18.5厘米,高8.7厘米,足径5.6厘米。该碗为青釉,灰胎,碗内外施满釉,釉有细小冰裂纹,圈足露火石红。碗内心留有3处支钉痕,足底粘满白色窑沙。碗内壁自上而下镶嵌3周白色水波纹和1周白色联珠纹,外壁镶嵌5周白色弦纹。8月27日,在蓬莱3号船第6舱北侧舱壁板下,发现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已残,口径10.3厘米,高3.7厘米,足径4.5厘米。该碗为青釉闪黄,有细小冰裂纹,灰胎,直口,尖唇,圈足,足底削成外高内低,足内底微凹,留有明显的旋削痕。碗身施满釉,碗心镶嵌菊花和莲瓣纹,中心部位镶嵌12瓣白色菊花,围以白色双圈纹饰。外围镶嵌18瓣白色莲瓣,又用白色双圈纹装饰。碗内壁嵌绘3丛唐草①,碗外壁饰4周弦纹。

高丽镶嵌青瓷的制作工艺,是在瓷胎未干时先画上花纹,按所画花纹在瓷器胎体上剔出凹槽,凹槽深度要适当,然后用白色釉料,将花纹的凹槽填平,后罩上一层青釉烧制成镶嵌青瓷。高丽镶嵌青瓷的制作,工序较多,制作复杂,镶嵌青瓷烧成后,青釉与白色花纹对比明显,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极具观赏价值。

从发现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的花纹图案观察,经对比韩国出版高丽镶嵌青瓷资料②,发现蓬莱3号古船出土的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其菊花莲瓣图案,是14、15世纪高丽镶嵌青瓷中一种常见花纹图案,在韩国各地多有发现,在釜山大学博物馆和首尔私人收藏家,均藏有同样的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而高丽镶嵌青瓷水波联珠纹碗,由水波纹和联珠纹组成图案,在韩国发现的高丽镶嵌青瓷中,此种花纹图案尚不多见。

高丽镶嵌青瓷的窑口产地,受到中国越窑、龙泉窑的直接影响,从釉色、花纹图案来看,与中国青瓷有明显区别。两件高丽镶嵌青瓷胎体厚薄适中,青釉均有细小冰裂纹,制作工艺上乘。其中,高丽镶嵌青瓷水波联珠纹碗,釉色呈粉灰,碗底粘满窑沙。而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其釉色粉青,碗外壁刻有深凹槽,碗底无窑沙。两碗在釉色、花纹图案、工艺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特征,因此表明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碗,是由高丽不同的窑口生产。

高丽镶嵌青瓷的年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的文物考古人员,根据古船发掘现场的地层判断,其年代为元末明初。而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金圣范馆长、金炳堇博士认为,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的年代为高丽时代后期,在公元1350-1380年之间。中国与韩国的专家,对两件高丽镶嵌青瓷的判断不谋而合,因此可以确定,高丽镶嵌青瓷的年代为元末明初。

在蓬莱3号古船上,还发现高丽陶茧形壶、陶瓮等舶来文物。陶茧形壶呈灰陶质,已残,高30厘米,口径9.5厘米,底径45厘米,壶身饰弦纹。茧形壶因形似蚕茧形而得名,在中国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传播到朝鲜半岛后,在14—16世纪,这种器形相当盛行,韩国保存下来的茧形壶多为瓷质,象蓬莱3号古船上发现的大型陶茧形壶,目前发现的还不多见。发现的陶瓮为灰陶质,残损严重,直径65厘米,瓮外表为素面,内壁留有明显的拍印纹。宋朝出使高丽的使节徐兢记载,中国使船船队到达高丽时,高丽人以为中国船队经过长期航行一定会缺少饮水,许多高丽人划着小船,船内用陶瓮装满清水,来向中国船队供水。因而可以判断,在蓬莱3号古船上发现的陶茧形壶、陶瓮,均是古船上日常存储液体的器皿。

二、高丽镶嵌青瓷的传播与登州港国际海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在登州古港的古代沉船上,发现由海路传播的高丽镶嵌青瓷,是中国首次经科学发掘,证明了高丽青瓷的海路传播渠道,因此不能不考察登州港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707年唐朝设立登州后,登州成为山东半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登州港变成对外交流的主要出海口。据《新唐书》记载,唐朝与国际往来的海路主要有两条,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和“广州通四夷道”。“广州通四夷道”是从广州港启航,经南海进入印度洋,与印度、阿拉伯半岛、非洲开展交流。而“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航线即:“登州东北海行,过大榭岛、龟钦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绿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③这条海路是从山东半岛登州港启航,经过庙岛群岛,沿辽东海岸,抵达朝鲜半岛,再由此南下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此外,还开通由山东半岛东部启航,横渡黄海,到达新罗、日本的海路。唐朝历史上,许多新罗遣唐使、日本遣唐使通过登州海路在登州登陆,经过山东半岛,抵达唐都长安。通过登州海路传播到朝鲜、日本的中国文物,近年来在韩国和日本多有发现。

唐朝“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的国际海路开通后,登州港日益兴盛,海外往来日趋频繁,发展成北方最大港口④。唐朝为迎接新罗(朝鲜时为新罗)航海而来的使节,在登州南街兴建驿馆——新罗馆专侍接待。在登州文登县青宁乡,许多新罗侨民定居于此。近年发现的新罗人金清,定居青宁乡,曾官至押衙,捐资修建无染寺的塔殿⑤。唐朝为管理新罗侨民,在青宁乡设外事管理机构——勾当新罗所⑥,办理各种新罗事务。新罗许多著名人士在山东半岛活动,新罗清海镇大使张保皋的船队,往来于新罗和山东半岛,张保皋在文登县(今属荣成石岛镇,位于赤山)出资兴建的“法华院”,常年有30多个新罗僧人在此院内讲经。登州港作为唐朝与新罗往来的重要口岸,在官方交往、民间贸易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宋朝与高丽交往频繁,登州港是两国使臣往来的主要港口。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朝在登州设置高丽馆,接待高丽使臣,礼遇有加。因接待过繁,开支较大,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宋朝廷“别给登州钱十万,充高丽贡使之费”⑦。登州港既是宋使前往高丽的出海口,也是高丽使臣的登陆地,史载:“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⑧两国间民间贸易在登州随之开展,后因北方契丹族的兴起,登州成为军事重镇,繁荣的登州港逐渐衰落⑨。

元朝时期,高丽青瓷作为名品,仍源源不断输往中国。《高丽史》卷三十《世家》记载,高丽忠烈王十五年(1298年)“八月成午,耽罗按抚使忽都塔儿还自元中书省谋求青瓷瓮、盆、瓶”等高丽青瓷大器,元朝廷要求高丽青瓷作为贡品,输往元都满足其需求。据说赵仁规向元朝廷贡献的画金瓷器,引起元世祖的注意,元世祖询问高丽画金瓷器的情况。此外高丽青瓷的民间贸易也在进行,在登州港古代沉船上发现的高丽镶嵌青瓷表明,高丽青瓷从朝鲜半岛西南海岸青瓷产地的港口装运上船,通过海路输往中国的可能性。元朝的登州港,沿续着唐、宋时期繁华的国际海路,起着北方海内外贸易的集散地和交流口岸的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山东半岛的蓬莱、长岛、福山等地海域,从水下陆续发现朝鲜李朝瓷器,发现最多的是李朝青花印花碗,瓷质一般,碗外壁模印牡丹唐草纹,属朝鲜半岛长期延继的传统花纹图案。此外,在以上地区还发现大量“朝鲜开国500周年”、“大韩光武六年”等朝鲜铜钱。从而说明,通过登州港的海路,中国与朝鲜的国际贸易一直没有间断。登州海路水域发现的水下朝鲜文物,应引起中国与韩国学术界的关注。

三、高丽镶嵌青瓷发现的价值及意义

在山东半岛蓬莱市登州古港发现高丽镶嵌青瓷,是中国第一次从古代海船上发现高丽青瓷,表明高丽青瓷从海路输入中国的历史情况,填补了中韩经贸史的空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

据中国学者研究,9世纪以前,朝鲜半岛是陶器生产时期,瓷器(主要指青瓷)生产是在9世纪从中国越窑引进龙窑生产技术以后,可以说9至10世纪是朝鲜半岛从陶器生产向瓷器生产的转折和飞跃时期。公元918年,高丽在全罗南道的康津、全罗北道的扶安等地设立窑厂,生产青瓷,开创了青瓷生产的新纪元⑩。高丽青瓷的生产分前、后期,前期以出产翡色青瓷闻名,宋朝使节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第33卷记载:“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而后期以高丽镶嵌青瓷为代表,高丽镶嵌青瓷的花纹图案、工艺技法,具备强烈的民族风格,已脱离中国越窑、龙泉窑瓷器的影响,形成了其独特的民族风格。据韩国资料介绍(11),迄今发现韩国翡色青瓷实物,为全州出土,公元1105年的青瓷瓜形壶;水原石浦里高丽古墓出土,公元1117年青瓷阴刻凤凰纹碗等最为著名。而高丽镶嵌青瓷,则以明宗智陵出土,年代为1202年青瓷镶嵌荔枝纹瓷器为代表。这些出土的高丽青瓷,均是韩国各地博物馆的馆藏珍品。引人注意的是随着高丽青瓷技术的发展,高丽青瓷的质量不断提高,产量逐步增加,高丽成为东亚瓷器输出国,青瓷输出是从12世纪开始,高丽青瓷蜚声海外。

在素有瓷器王国之称的中国,高丽青瓷传播广泛,迄今在北京、浙江、安徽、山西、辽宁等省、市都有发现。这次在山东半岛古代沉船上发现高丽青瓷,更有其特殊意义。高丽青瓷传入中国后,深受中国上层社会的喜爱。据南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记载:“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西夏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高丽秘色即高丽出产的青瓷,是当时名满天下的优质品,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和信赖。在中国各地许多古墓中,均发现高丽青瓷,这些古墓主人均是士大夫、达官贵人,其死后要用高丽青瓷陪葬,可见高丽青瓷受到中国上层社会的喜爱程度。

高丽青瓷不仅输入到中国,在日本也有大量出土。据1985年日本贸易陶瓷研究会编《日本贸易陶瓷文献目录——发掘调查报告书等》,对高丽青瓷输入日本考古发现进行统计,在日本的青森、秋田、秦高、神奈川、富山、石川、福井、山支阜、京都、奈良、鸟取、岛根、广岛、福岗、长崎、冲绳等地都出土了高丽青瓷。在日本比较集中的是广岛县,在53处遗址发掘中,出土的高丽青瓷以碗、托盖、小钵为大宗产品,经朝鲜半岛出产瓷器的窑口查对证实,多为康津、扶安窑生产的镶嵌青瓷,其时代为13—15世纪。在福井县一乖谷朝仓代遗址,先后出土12—16世纪的高丽青瓷、白瓷就有20余处。可见高丽青瓷同样受到日本人的欢迎,输入量较大,成为东亚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

在山东半岛发现高丽镶嵌青瓷,说明韩国古代陶瓷艺术品,曾作为传播友谊、促进两国人民交流的使者,跨洋越海从海上来到中国。青莹晶润的高丽青瓷,成为当时中国人喜爱的佳品。在山东省蓬莱市发现的高丽镶嵌青瓷,距今已有600多年,而色泽仍晶莹鲜艳,确是珍贵的海外文物。高丽镶嵌青瓷的面世,对中韩文化交流、经贸史、陶瓷史、航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韩]郑良谟:《韩国陶瓷器》,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42页。

②[韩]姜景淑:《粉青沙器》,大元史股份公司2002年版,第32页、第93页。

③《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下》。

④彭德清、杨熺主编:《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

⑤刘永智、袁晓春:《山东省文登市昆嵛山无染寺系新罗人金清捐资建造》,载《学术研究丛刊》,1991年第1期,第105页。

⑥[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条。

⑧《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⑨刘雪:《登州与宋朝和高丽的官方关系》,载《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⑩(12)林士民:《北洋航路拓展与朝鲜半岛制瓷文化的交流》,载《中韩关系史论丛》第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

(11)[韩]尹龙二:《高丽镶嵌青瓷的起源与发展》,载《湖林博物馆所藏品选集·青瓷Ⅱ》,1992年版,第142页。

(作者:山东省蓬莱市蓬莱阁管理处副研究员、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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