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昌明 汤晓梅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引文: 丁汝昌是我国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他,出身贫微,可是后来却成为国之股肱;他,一介农民,可是凭着自身的素质,先陆军而后海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将;他,近乎文盲,可一生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字,满篇华章;他诞生于封闭 ...

关键词: (暂缺)

引文:

丁汝昌是我国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他,出身贫微,可是后来却成为国之股肱;他,一介农民,可是凭着自身的素质,先陆军而后海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将;他,近乎文盲,可一生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字,满篇华章;他诞生于封闭的旧中国的黄土地上,却面对四海风云,纵横世界棋坪,足迹遍至几大洋;他先为了生存而从军,后效忠于清朝政府,由阶级抗争上升到民族大义的境界;他忠厚明理于同仁亲友之间,委曲求全于末世官场之中,最后以一死来谢国;他……

研究丁汝昌,勘透丁汝昌的一生,探索一个农家子弟的成长径迹;研究丁汝昌所处的时代,分析当时的国际纵横,探究旧中国近百年的衰败原因,进而找到一条强国之路;研究中国历史上唯一对外的一次海战,研究中国第一支成规模的近代海军的兴衰,研究我国历史上第一任海军统帅,找出在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背景下我国海军由浅水到深水,由黄水到浅蓝到深蓝的出路;……所有这些,都可以也已经甚至必然要围绕着丁汝昌和他的海军而展开,我们姑称之为“丁汝昌现象”或“丁汝昌研究现象”。

一、近期历史研究中的一些动向

文革结束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气氛逐渐宽松,国人思想逐步解放。文革中形成的一套“非此即彼,非是即非”的僵化的思维方式在逐步融化。理论界、学术界、史学界、文学界、艺术界敢于冲破过去的一些禁区,为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做了一些有别于文革期间的“舆论一律”、“一边倒”的论述和展现。

思想的解放,禁区的打破,各种思想、观点、理论、看法的展现,造就了一派百花齐放的兴旺景象。

诚然,我们不要求在新气象下的新的“舆论一律”。对同一个洋务运动,可以有100种看法,对同—个李鸿章、同一个丁汝昌,也同样如此。

北洋水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支有规模、成建制的近代海军舰队。甲午海战是我国自近代以来唯一一次的对外海战。这次战争的结局是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据此签定的《马关条约》将祖国宝岛割让给日本,为至今中华民族“金瓯一缺”的心痛种下了祸根……回顾这一段历史,总结这使中华民族蒙难的一役,理所当然地要把历史评判的笔触指向这场战争的前敌指挥、主帅、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这是可以理解、也是必然的,因为任何人都要因他的作为而对历史负责。

但历史又是高屋建瓴和唯物、辩证的,像一个历尽沧桑、胸怀丘壑的慈祥老人。他对发生在他的大家族里的一人一事的个案评判,又总是放到当时的国际风云和国内纵横的大环境下给予全盘的审视,从不拘泥于具体的细节而苛求他的子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昨日的一招一式的交手变成今天的历史尘迹时,这种超脱的审视和评判就愈加明显。我们今天回头去看发生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中的一切事件时,就更应持这种态度,当然也包括发生在110年前的甲午海战和他的中方主帅丁汝昌。

建国以来,以戚其章先生为代表的一群对历史对民族对后人高度负责的历史学家们秉承的就是这一科学态度;改革开放之后,以戚俊杰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同仁们亦取这一正确的史观。在他们的推动下,甲午战争研究,北洋水师研究,丁汝昌及北洋水师将领的研究,都取得了积极的丰硕成果。更重要的是,这些成果已经转化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践“三个代表”,弘扬爱国主义,中国和平崛起,在台湾问题上的促统阻独等重大事件的动力。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我们对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尤其是对丁汝昌研究中出现的一些认识,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二、“外行领导内行”是—切新兴行业的普遍现象

甲午战败后,朝野追究是役前敌指挥和主帅的责任是任何一个政权和社会舆论的直接反应。诘难者众,穷理纷纭,其中最直接、最显性也是最省心的指责,就是丁汝昌原是陆军将领,如何能“外行领导内行”、去指挥一支业务不熟悉的海军?这一指责,似乎很有力,也很轻松,很能引起群观群议者的共鸣。以至于今人的史论中仍有附者。对此议,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组建北洋海军是处于颓势的清政府回光返照中难得的一次强心之术,而且是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光环笼罩下酝酿的。1875年,清政府决定“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①,并派李鸿章具体督办北洋海军一切事宜。1877年,在家赋闲已久的丁汝昌奉调甘肃差遣,进京途中,顺访安徽乡亲李鸿章,“李鸿章正虑无得力之人统率炮舰”,他早就赏识丁汝昌的“材略武勇”,正可“倚为横海楼船之选”②。于是,命运就这样把丁汝昌和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之所以称“外行内行”之说是一种省心和机械的议论和指责,还在于坚持者并未勘透丁汝昌的全部历史,尤其是未勘透丁汝昌自1877年“巧遇”李鸿章,决定了他余生将与海军为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并就任这支部队的司令官这其间的历史。屈指算来,这中间已有11年的时光③。而这11年中,丁汝昌恰恰并未闲着!请看这11年中丁汝昌为建立这支海军都做了哪些努力:

1880年12月,丁汝昌奉命赴英国督造兵船,同时考察欧洲各海军;

1881年8月,在英国为“超勇”、“扬威”两舰举行升旗仪式;

1881年8~12月,丁汝昌率两舰经大西洋,绕好望角,巡印度洋,历时百日,把舰队带回国;

1886年7~8月,丁汝昌又率已成雏形的北洋舰队游戈朝鲜、俄罗斯、日本等国,大壮了国威、军威;

尤其是他于1886年8月至1887年2月,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正确处理了“长琦事件”④,有力地遏止了日方的气焰,同时显示了他带兵和处理外交事件的才干。

这11年的海军生涯的历练,使得丁汝昌完成了由一个骁勇善战的陆军将领到一个指挥若定的成熟的海军将领的过渡和转变,为他于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顺利就任这支部队的司令官夯实了基础。也就说通过这11年的海军生涯,丁汝昌已完成了由外行到内行的转变。

其实,说起丁汝昌一生中的转行,由陆军到海军的这一跨行业的转变,居然已不是第一次。1853年他17岁那年投身太平军,由农民而军人的那次即使不算,那么1862年丁汝昌由步兵而骑兵的转行应是他历史上的第一次转行。正是丁汝昌因被裁而与他的前上司闹得一生不和的刘铭传,在1862年时,见丁汝昌“骁勇异常,乞于帐下”,遂令其率亲兵营“铭”字营(这不能不说是刘对丁的重用)。不久刘铭传“升丁汝昌为营官,领马队营”,1864年又令“丁汝昌统先锋马队三营”。两年之内,由步转骑,由领一营而率三营。可见,丁汝昌的由外行转内行不仅不是第一次,而且实践证明,他每一次转行都转得很好!

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的争论久矣!笔者没有仔细研究我国历史上的内外行交替得失的人和事,历史上对这一问题评判的结论不得而知。但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笔者倒是有幸亲闻、亲历其间。从政权初建时的大批戎马倥偬的干部脱军装进驻工农士商各行,到1957年关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引起的政治风波,到文革期间对这句话的矫枉过正的批判,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干部四化”其中的“专业化”,到十六大报告中的“人们的职业、身份在不断变动”,今之国人对这一谶语的认识似乎越来越宽泛,越来越一致。今天你是市长,明天你可能就任商务部长;而市长并不一定是学政治的,也不一定是学贸易的;学理科的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部队作家可能成为空军政委⑤。内外行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了。不错,原先的经历、专业固然重要,但关键还要看当事者个人的素质、能力和好学精神。而丁汝昌恰好具备这一个人素质,他“少卓荤负奇气”、“厥性敏慧”⑥,入清军后“机敏勇敢,骁勇善战”⑦,七年官至总兵。刘铭传把他从别人手中挖过来,“乞于帐下”。左宗棠在甘肃用兵,欲选能战之将,向朝廷索要丁汝昌⑧。李鸿章看其“材略武勇”,“吾今欲立海军,乏人统帅,……当以此相属”⑨,硬是将他扣了下来。在由陆而海的人生历程的重要转变中,他好学嗜读,尽职尽责。由一文盲起而能识辨外文,又写得一手好字⑩。应该说,他具备了他的人生这一跨越的全部条件,足以胜任清朝第一支成规模的海军司令的职务。

毋庸讳言,先天因素是个优势,世间一切行当中,也应尽可能地由内行来领导内行。但问题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必然是猴子变的。面对这“第一”现象,外行内行之说就经不起推敲了。对第一个“人”的习性而言,猴子只能是异种外行。由异种到同类,与其说是一种无奈,倒不如说是一种蜕变、进化和革命。而北洋水师和丁汝昌,恰恰是这个“第一”。

清朝原只有旧式水师,没有近代化的新式海军,北洋水师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成规模的海军”,这一点已成历史定论。丁汝昌是这第一支中国海军的第一任司令也是不争的事实了。而对这两个“第一”,改行和内行外行之说就自然站不住脚了。因为在此之前,并无成熟合适的海军将领可挑选。

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前进的,总是要面临很多次“第一”现象的挑战。在一切新兴的行业面前,外行领导内行是必然的普遍规律!

由“内行外行”说所衍生出的另一观点就是李鸿章与丁汝昌是同省人,李鸿章不顾丁汝昌是陆军将领而硬将派往海军,正是中国官场上典型的任人唯亲的表现。对这种议论,笔者亦有不同看法。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的动机应该主要是对外的,而且主要是针对日本的侵略扩张。1874年5月,日本借口牡丹事件出兵侵占台湾。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清廷朝野。李鸿章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重臣和政治家,他在《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中写到:“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日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起见。”(11)不可否认,李鸿章拟建北洋海军有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势、“扶海军以自重”的一面,但总的来说,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维护民族利益的开明之举,应予以充分肯定。至于说到任人唯亲的官场积习,依笔者看,中外有之,古亦有之,今仍有之。李鸿章再任人唯亲,在这样一个寄托了他的政治抱负的重大事件面前,丁汝昌在他心目中没有一定的分量,他也是不敢下这个注的。那种只看到李鸿章和丁汝昌是同乡,就认定李鸿章启用丁汝昌是任人唯亲,那是低估了李鸿章多年纵横于官场熟稔的用人权术和政治智慧。

三、在时势不能造出英雄的大背景下,民族气节是评判历史人物的最后底线

晚清七十年(12),是个充满了悲剧的时代,北洋海军是支上演着悲剧的军队,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一系列悲剧的一幕,丁汝昌注定是一个近代史上的悲剧人物。

回顾这一段充满悲剧的历史时,我们不由得想起一句熟得不能再熟的俗语:时势造英雄。以明史为例,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俭),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有作为、“锐章求治”的皇帝(13),他即位之后,逐魏忠贤、笞杀作恶多端的乳母容氏,很有一番革新之举。但由于二百多年来的朱明朝廷早已病入膏肓,整个国家机器亦已腐朽透顶,靠一两个开明君主已经不能挽大厦于将倾了。朱由俭再有志气和抱负,最后也只能落得个亡国上吊的悲剧下场。二战时的德国名将、盟军称之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是“个别真正有军事才能的敌方将领”(14)。但他投身于一场反人类的战争中,个人再有军事才能最后也只能以自杀的悲剧而告别人生。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人物更是举不胜举:屈原、文天祥、岳飞……

丁汝昌应该为他统帅的北洋海军的全军履没承担他该负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偏偏生于风雨飘摇的满清末世。朝廷的帝后两党的勾心斗角,大量海军经费的被挪用,李鸿章的“不可浪战,虽胜犹罪”的训令,某些陆军将领的釜底抽薪,洋教习和手下兵痞的逼降,已使得丁汝昌在最后关头犹如关在笼中的困兽,再也施展不开拳脚了。最后,他只能走以身殉国、保全民族气节这最后一条悲剧的路了。

历史是公正、客观的,同时又是宽容的。交战的对方往往也是客观的、宽容的。林则徐,这个曾使英国人大蹙眉头的中国将领,英国人却十分敬重他。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的腊像馆里,就陈列有林则徐的腊像。丁汝昌等北洋水师将领宁死不降自杀殉国后,日本人尽俘其余舰,占领码头和炮台。但他们亦敬重丁汝昌等人的气节,从俘舰中拨出“康济”舰,载殉国的中方将领的棺木,放其回乡。“康济”舰启航时,日军舰船全部鸣笛降旗,以示对这些对手的气节的敬重和钦佩。有时候,敌方似乎更懂得取其对手的大节!

同样值得耐人寻味的是清朝的两个降员的结局:吴三桂这厮自不必说,该员一叛明朝为清军入关立了大功,被朝廷封王立藩,雄踞西南;再叛清朝,最终被灭,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形象。康熙皇帝在政权稳定后,到江南祭史可法等人(也是对对手的气节的尊重),在提到明朝降清的洪承畴时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做臣子的要都像洪承畴,做皇帝的还有什么味!洪承畴降清后,对巩固清廷统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谁知几十年后,康熙竟用这样的口吻来评价他,洪承畴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羞愧状?

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时,这样提到它的功能:“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15)孔子在编撰《春秋》时也说:“寓褒眨,别善恶。”(16)丁汝昌这样一个处于末世、在各种矛盾夹缝里委屈求全的悲剧人物,最后只能一死来谢国。对这样的人物的评判,我们只能以他是否保全了民族气节,是否以生命来体现中国人的最后尊严来作为最后的底线。

丁汝昌有着传奇的一生,同时也是悲剧的一生。“英名左邓同千古”,“生于末世运偏消”(17)。这两句诗最能概括他的一生。但愿我国今后的历史中不会再有这样的悲剧人物出现,也但愿我们的史学家们能准确地把握我们历史研究的脉搏。

①《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第378页,转引自戚其章:《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海军》。

②戚俊杰:《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③戚海莹:《研究北洋海军及丁汝昌的主要历史文献》

④长崎事件:1886年8月15日,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军舰驶往日本长崎,水兵上岸后,遭日本警察袭击而引发的一起中日外交上的事件。详见②。

⑤刘亚洲,原部队作家,后任成都军区副政委,近任空军副政委。

⑥同②

⑦同②

⑧戚其章:《英名左邓同千古——丁汝昌传略》,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军事将领》,第327页。

⑨同②

⑩《丁汝昌集》,戚俊杰、王记华编校。该书前面收录了丁汝昌手迹10余幅,字形之刚劲飘逸,令丁氏后辈汗颜。

(11)商鸣臣:《关于李鸿章在创建北洋海军中若干问题的评议》

(12)“晚清七十年”之说,系指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12年清朝灭亡的70余年间。笔者同意著有《晚清七十年》的唐德刚先生的这一说法。

(13)《二十五史新编·明史》第23页,第234页。

(14)《第二次世界大战十大名将丛书·沙漠中厮杀的狡狐隆美尔》,京华出版社,2004北京第一版。

(15)转引自萧致治:《历史研究与现实》,《求是》2004年第13期,第46页。

(16)同⑧

(17)《红楼梦》中对探春的评价。有评:探春在贾府中是个有抱负、有改革精神的人物,具备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思想。但贾氏家族大厦将倾,探春的改革只能草草收场。

(作者:丁昌明:现名汤健伟,安徽省蚌埠第一中学校长、党总支书记,丁汝昌五世孙。汤晓梅:解放军蚌埠坦克学院教官,国防大学硕士研究生,丁汝昌六世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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