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家俭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中国人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善于“以史为鉴”。可是有个大前提决不容忽略,即对历史的真实性一定要切实把握。如此方不致为歪曲的历史所误导,否则非特无益,反受其害,危险殊甚。

关键词: (暂缺)

中国人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善于“以史为鉴”。可是有个大前提决不容忽略,即对历史的真实性一定要切实把握。如此方不致为歪曲的历史所误导,否则非特无益,反受其害,危险殊甚。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1894—1895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关系中日两国的海权消长、国力盛衰及近百年的东亚大局。其中所牵涉的问题复杂曲折,加以日本一些人百般狡辩、掩饰和曲解,反将错误归咎于中国一方,混淆视听,更使世人感到扑朔迷离,难以分辨其中的是非与曲直。为了揭穿其阴谋,澄清历史的原貌,曾经不断地有学者对此加以驳斥辨正,其中尤以戚其章教授用力最勤,贡献最多,深获海内外学术界的敬佩与好评。

戚其章教授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献身于甲午战争史的研究,沉潜其间,迄今已达半个世纪之久:从局部探索到全面推进;从略通门径到渐入堂奥;从描述历史到反思历史。其造诣之深厚,经验之丰富,成果之辉煌,实可称为研究甲午战争史之巨擘。戚氏著述等身,仅其皇皇巨著已有十余种之多,其他尚有大量有关论文,发表于各大报纸杂志,深受海内外学者所注目。此外,他还曾负责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卷,计有十二巨册,六百余万言,刊出前人尚未公开发现之中外秘笈达数十种,对于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实为一大贡献。

《走近甲午》一书为其章先生近期所发表之新著,主要就中日在有关甲午战争之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加以分析与深入地探讨。虽然所涉及问题多曾散见于以前的著述,但经补充与整理,则较以往更为谨严而有系统,堪称研究甲午战争史五十年的心得之作。毫无疑问,此书的问世,必将为今后的研究者带来莫大的启发与帮助。

本书内容计分八章:前二章论甲午战前日本侵华的准备与远东国际形势及日本的外交策略,可谓为甲午战争的背景;第三章至第五章论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及威海之役,可谓为甲午之战的主体。盖以海战实为此次中日胜负的关键,故著者于此着墨尤多。当然,著者对于陆战方面亦未予忽略,第六章论平壤之役与辽东之役,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城市攻防战”,影响至为深远。在此次战役中,日军在旅顺的暴行与掠夺,迄今犹令人记忆犹新,故著者特辟专章第七章加以析论。最后之第八章则殿以台民之抗日保台运动,并特为丘逢甲辨诬。此外,还将著者所作之《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作为附录,提供给研究者参考,用心可谓相当周到。

本书旨在提出著者长年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心得与总结,故而不重史实的描述,而着重于历史的反思。即提出核心问题,予以辨正与剖析,借期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历史真正的原貌,此点实为本书的最大特点。举例言之:如日本侵华之野心问题,便应当从根本上去认识清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侵华阴谋由来已久。依据著者之观察,远在十六世纪时即已开始萌芽。经历三百余年,在野心家的推波助澜下,其“征韩论”与“大陆政策”早已潜滋暗长。及至明治维新时期,为了雄飞世界,称霸东亚,提倡武士道精神及军国主义,更是成为日本的既定国策。其后甲午战争之陋剧即缘此而上演。然而日本一些人迄今依然犹图否认这些事实,不断地制造出许多的似是而非之论,企图掩饰其向外扩张的野心,诸如“偶然说”、“和平外交说”、“维持势力均衡说”、“非战目的说”等等,以混淆视听。著者广征博引,并利用日方本身的记载,逐一予以反驳,使其狡辩无所遁形而难以得逞。

再如甲午战前的远东国际形势及中日外交肆应,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因其关系于中日的成败。依据著者的分析,认为当时远东国际形势实以英、俄二强争夺霸权为格局。而日本之能善于利用英、俄的矛盾以及中国之昧于外交形势,实为一大关键。他并指出:“清朝当权者既不能发挥自身的有利因素,也不会正确处理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只是有病乱求医,一会儿求俄干涉,一会儿乞英调停,只能走上屈辱乞和的道路。”确实是一针见血之论,对于后世主政者或可从其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又如甲午战争的责任问题,实不可不辩。丰岛海战明明是日舰首先对我舰开炮而掀起战端,但日方却硬说是中国首先对其攻击,妄将战争的责任推向中国一方,真是害了人却还装成受害者!著者对此大力反驳,列举种种证据,以示日本掩盖挑起这场战争的事实,义正词严,足以封堵日方之口。另外,日军在华的暴行和掠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必须将之揭露,而予以辨明,公诸于世,以使日军种种罪行受到严厉的谴责。号称为“中国的直布罗陀”、北洋海军的重要基地旅顺,于甲午战争时为日军攻占,旋即对该地之军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不论老幼男女,甚至连孕妇也不能幸免,总计被杀害达二万余人。其手段之残暴,态度之蛮横,令人为之发指。可是日方却不肯认错,一再地厚颜宣称其军队为遵守国际法的文明之师,无耻殊甚!著者对此大表愤慨,引用国际法对之大加挞伐驳斥。认为此类的屠杀,实为国际公法所不许。战争绝不能违反人道的立场,非但不应伤及无辜的百姓,甚至对于失去战斗力的伤患战俘,也应予以人道的救助优待。日军的屠杀暴行非仅违反人道精神,且亦不符公理正义,实为一种可耻的行径。意想不到的是,此一惨案历经四十余年之后,日军却又在中国重演了震惊世人的南京大屠杀悲剧。其杀害之众,手段之残,较之旅顺大屠杀则犹有过之。身为中国人谁能忘怀这段历史惨痛教训!

当然,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方面也出现不少具有争论性的议题,孰是孰非,一直争论不休。著者以前虽有很多评论,但在本书之内却以很大的篇幅讨论海军人物的问题。如写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晚节。丁氏于威海之役,于刘公岛为日军海陆包围,犹能誓死不屈而作殊死之斗,借期坚守待援,故为英人誉之为“英勇忠贞之华将”。可是史家对其自杀之谜,却聚讼纷纭。或谓其“生前投降”;或谓其“先死后降”。著者以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详细占有资料,不仅要重视一方面的记述,也要重视另一方面、甚至意见完全相反的记述,然后进行对比研究,方能“做出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经其多方考察,大抵肯定“死后复降”之说。认为丁氏原拟死守待援,复为投降派所逼,乃决心服毒(鸦片)以保晚节,实可谓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又如论北洋右翼总兵刘步蟾。刘氏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一直被视为一个反面的典型人物:一则说他在黄海之役中擅自改变阵形;再则说他贪生怕死,怯于作战。事实真相如何?是非莫辨。著者乃秉持尊重历史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各种史料,仔细加以分析与探讨。指出刘步蟾实则是一位“奋勇作战”、“爱国牺牲”的海军将领。对于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应予以肯定。再者,“济远”船长方伯谦因为临阵逃脱而被正法一事,更是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聚讼百年,争论不休,迄今尚无公认的定论。有人以为是一场冤狱,企图为之翻案脱罪;有人以为事实俱在,毋庸置辩,实在罪有应得。著者于本书中认为:“客观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占有材料是历史研究的起点。但有时占有了材料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因为所有材料都有真伪与精粗之分。对于那些记述不确或史料价值不高的材料,若不认真加以辨别的话,往往将研究者引入歧途,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尤其是那些主观论者,往往不择手段地歪曲史料,以得出自己想要得出的结论,则更应对其多加警惕。秉持此一客观与公正的历史立场,著者乃对大量史料细作比较与推敲,结果发现方伯谦并无法摆脱黄海之役临阵逃脱的罪嫌,其受到正法也无冤枉可言,要想为他平反实恐困难。

纵观全书,非特结构谨严,宏观与微观兼顾,而且立论公正,态度客观,不愧为史学之名著。其中值得称道者:其一是史料丰富,集中外有关论著于一炉,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实已达到运用自如之妙。若非有长年研究经验者,绝不克臻此。其次是论证谨严,长于比对,往往以对方之论证反证其观点错误之所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读之令人称快。其三是善于史事之分析。史学之研究,固然需要事实叙述,但更需要有合理解释,如此方才具有学术之价值。惟解释必先运用分析,方能溯本求源,以至水落石出,而获得历史的真相。通观本书,可见著者造诣深厚,常于讨论问题时,抽丝剥茧,环环相扣,寻幽探微,鞭辟入里。似此功力,洵非一般习史者之所能及。

尤有进者,即为本书对于中日关系之启示。“二战”之后,中日关系虽恢复正常,但也风波迭起。近年来,日本领导人及政要还参拜靖国神社,其目的是宣扬“靖国神社史观”,并借修改教科书而遮掩日军侵华及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此外,又霸占我钓鱼岛,企图作为其领土;单方面自行在海域划界,意欲染指我国东海油田。甚至更挟美自重,加入美日安保协定,将台湾纳入周边有事范围,蓄谋阻挠我国神圣的统一大业。对此,实不可掉以轻心。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走近甲午》一书正可展示我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并提供应有的肆应之道。

(作者:1925年生,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清史研究论薮》、《魏源年谱》、《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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