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德煜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自清军到了胶东半岛后,威海卫的明朝官吏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私下各谋后路。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思宗上吊自杀。中午,起义军李自成便乘马进入承天门,登上皇极殿。至五月,清军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率领下进驻北 ...

关键词: (暂缺)

自清军到了胶东半岛后,威海卫的明朝官吏便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私下各谋后路。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思宗上吊自杀。中午,起义军李自成便乘马进入承天门,登上皇极殿。至五月,清军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率领下进驻北京,六月,派兵平定山东,十月便讨平了登莱的明军残部,控制了山东全镜。同时清世祖顺治由盛京(沈阳)迁北京,成为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清定鼎北京后,采取了“进剿”和“招抚”并用的方针,收效很大。在招抚中,对一些曾写下“归降表文”的明朝官吏,酌量予以录用,特别是对有城无官地,多先加以委署。当时威海卫最后一任掌印指挥陈万言,为了自保,便告人“一天晚上,宝器自鸣,铮铮有声,陈焚香拜祝,恐以印累也,因辞而退。未几鼎革,旧印解部改铸”。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决定对原卫地设守备一员,正五品,成立威海卫守备署,管理庶政兼理屯务,与州县平行。第二年便拣选原威海卫指挥佥事陈万言为威海卫首任署理守备。同时,拣选原左所千户、曾供职京操军之陈复新任千总;原百尺崖后所百户方成矩任千总(均为正六品)。还拣选原指挥同知、曾替兄供职边操军之刘鸿嗣任百总;原前所百户陈夢麟任百总。由于清廷开始就重视钱粮征收,故陈万言上任后,便亲历原威海卫所属后逐渐荒废之18军屯,广招佃农复垦,按熟地起科征银充饷,名曰屯粮,这是设卫后军屯第一次征粮银。顺治四年,清廷选派了顺天府(北京)武进士于有光任威海卫守备,代替只干了一年多的陈万言。于有光上任后,亲赴文登县争辩威海卫军民差役应照旧例施行,即军不当民差。直至顺治八年才得到省按院批准,“准照旧各差,军民永无缠绕”,为此卫人还刻碑存记。

清廷对威海卫的文人也予以选用,顺治五年,戚崇进以拔贡任陕西郃阳县知县(后升任淮安府知府);阮述芳以副贡任扬州府通判。

顺治十一年(有记为十年),保定武进士郭文秀接任威海卫守备,他重视威海儒学建设,始终不渝其志。他在位的顺治十六年(1659年),文登县将部分行政事务交由威海卫守备办理,自此,县、卫开始分治。

清廷在“招抚”的同时,对明代的遗老遗少仍存有抗清之意识者,则严加防范,并派军队“进剿山东土寇”。因而更加激发了各地抗清斗争的声浪。顺治七年,栖霞于七在锯齿牙山举行起义,不久攻入宁海州(牟平),清军进剿不力改为招抚。顺治十八年十月,于七部属受到朝廷疑诬,再度在牙山举义旗,其声势波及到威海。到任不久的威海卫守备徐洪谟(绍兴人,武进士)便招集乡勇800余人到威,按时加以操练,日夜在城头上巡防。第二年三月,于七义军被清军镇压失败,威海驻威乡勇在城头上一直严守了6个月才被遣散。事后清廷严查“于七案”,结果“坐死者甚众”。《威海卫志》记载:该年(康熙元年)“登属被贼残破等事一案”,威海人丁死亡计101人(中则人丁7人、下则人丁53人、下下则人丁41人)。究为何死?则无记载。当时之威海卫人口没有统计数字,只有顺治十四年《丁徭清册》记为原额三则人丁570丁(16-60岁)。顺治十八年山东全省额定1759737丁。

清初,为了巩固政权,清政府采取了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政策。一是鼓励垦荒,延缓征缴田赋;二是遇有灾年,可免除当年田赋;三是奖励滋生人口,永不加赋。但威海卫人的生活并未相应得到改善,首先是丁徭银(人头税)高于邻县。文登县每丁征银一钱八分七厘,而威海中则人丁每丁征银八钱九分五厘,下则人丁每丁征银六钱九分五厘,下下则人丁每丁征银四钱九分五厘。再加上康熙七年守备朱孚吉派人赴省解送丁银50余两在路上丢失,这些亏空又分摊在人丁头上,每丁“暂派银七分”。后“因循日久,未经开除,遂将加赋变为正额”。至雍正五年,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即所称“摊丁入亩”。人头税宣告废除后,“贫者始庆更生”。另威海人军买民地,为了不当民差,每亩地加收“寄庄”银四厘,计加银一百一十九两九钱二厘(计地2998亩)。但乡下人仍“佥报卫人替当民差,阖卫哀鸣”,以至“逃亡日多,寥寥边卫十室九空”。卫人几经多次上告,才得以免除民差之扰。

康熙十三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武进士李标任威海卫守备,他到任后的9年间,连续作了一些有利于卫人的实事,如:招募逃散饥民垦荒种地,发给耕牛和种籽;办社仓,赈济灾民;颁发乡约,使社会秩序好转;征调军民修补城墙;办义学、设药局。另外将城南河水改入城内东北流,从而形成一道风景(嫌原河水直流入海无回环之势,实际迷信风水)。当他离任时,威海士绅立“去思碑”并集著《同声吟》三册,以歌颂其功德。

康熙年间,由于社会逐渐稳定,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一些丰裕的家庭开始重视幼童的读书教育,加之顺治四年(1647年)威海开始实施科考制(康熙元年后停了七年),更激发了士子的参与热情。但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前,威海学子无一人取得乡科(省级)举人资格,更谈不上甲科(国家级)进士的门坎了。“三百余年,科举从未发轫,出仕者俱由贡出身”。因此一些迷信风水的人,一致归咎卫城北门透了气,于是率众将北城门堵死,“以捂风气”。但此举却阻碍了进出城内外百姓的通道,反引起众怒,庠生(秀才)阮接芳具控到登州府,太守下了命令才将其拆除。康熙十七年,卫人吕自岳首次考中举人(33名),三年后其弟吕从岳相继考中举人(10名);康熙三十五年吕自岳的儿子吕曰正也考中举人(53名),四年后又考中进士。威海学子对此受到极大鼓舞,一时传为美谈。从此“科第缠绵不绝”,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75年间,共考中举人20人,其中有5人后又考中进士,吕曰正(康熙三十九年,23名)、王士任(雍正元年,23名)、丛洞(与王士任同榜,110名)、董可成(乾隆元年)、吕士(乾隆十九年,160名);另外还有武进士谷生琰(乾隆二十二年)。其次自顺治五年(1648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129年,考取贡生73人,例贡(捐)3人。裁卫后因无卫学,科举几乎无人,只在清中期后王者政和其子王泽于道光九年、王熙政(者政弟)于道光二十三年中进士。

清初每每使威海卫人不安的是“屡议裁卫”。其原委系朝政几次欲裁军屯,归并附近州县,若屯裁并,卫因无屯亦可裁撤。康熙二十年(1681年)威海卫人首次上呈《阖卫绅士留卫条议》,其主要理由是:一、原设卫是为防海备倭,不能因屯亡而裁卫弛防;二、原设卫即设儒学,若撤卫学亦散,诸生子弟便要去外地求学,威海自然成了空虚安全难测之地。这期间,文登县知县也上呈留成山卫、靖海卫详文;登州府也呈报了留卫详文。至雍正三年(1725年),威海贡生吕曰卓再次写了《阖卫绅士留卫公呈》,除再提海防重地外,特别指出孔庙“圣像在焉,先帝御制匾额巍巍悬竖,作何安植?”二年后,山东巡抚陈世倌亦送达《奏留山东边海七卫》呈文,然而均未能奏效。雍正十三年(1735年),河东总督(亦称东河总督)王士俊东巡到登州府,正式提出“裁并边卫,整顿封疆”。对这事“登莱青道董自超,登州府于斐及该管各州县四卫守备,望风承旨不敢异词”。但“各卫士民纷纭具呈,牢不可破”,特别是靖海卫抗争者“触怒尤甚,拿送宁海州监禁,以奸匪论罪”。而山东“巡抚岳浚洞知情节,碍难掣肘”。总督王士俊终于呈报批准,将成山卫改为荣成县,大嵩卫改为海阳县,威海、靖海疆域绅民俱归文登县;威海卫学生童附于荣成县,靖海卫附于海阳县学额,乾隆二年(1737年)又“因人户以籍为定”,将威、靖生童改属文登学额。此后因裁卫和学额问题多次议论欲加变通,均未见效果。乾隆六年冬,“奉上宪明文查裁卫便否?本卫士民不得与闻”,成为定论。第二年,威海卫廪生王庭槐直笔写下了《裁卫记略》,记述颠末,希望“后世有所考”。自顺治十六年至雍正十三年,威海卫独自为政计76年。历任守备14人,其中进士7人,武举4人。威海归并文登后,成立文登县威海卫巡检司,设巡检一员,从九品,掌握捕捉盗贼,维护地方治安。首任巡检杨奇彦(浙江山阴人),由温泉镇(九皋海口)调入。此后一直到光绪年间历任巡检知名者计34人。

清乾隆以前之四代帝王期间,历史上习称康乾盛世,威海在这一时期总的来说还算是较平稳的时期。城厢内外之城垣、衙署、儒学、庙宇、楼台等,不断得到修葺或改建。康熙十一年至乾隆七年的70年间,两次编修《威海卫志》。民风亦相染相沿,向善从流,一改二百年前之不良评价。卫人岁贡生毕懋第称道:“人多株守而无功利夸诈之习……古昔相沿,无终讼之弊,无溺女之弊,无索财聘之弊,无不嫁使女之弊,无奸霸侵夺之弊,无把持衙门讦告官吏之弊,无欺压流寓、阻挠负贩之弊”。

进入嘉庆年代后,威海逐渐内受义军、海盗的交替扰境,外受西方资本主义海船的入侵,加之天灾频仍,野狼不时为害,匪徒结伙作乱,百姓不得安宁。

嘉庆二十一年七月(1816年8月2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船“阿里斯特”号和小艇“里拉”号,在船长包尔兹·霍尔的带领下,闯进威海湾窥察,不过他们还惧于清政府的禁令,没敢携带鸦片。

道光十二年(1832年7月14日),东印度公司间谍船“阿美斯德”号驶入威海湾,进行测量海况,普鲁士人郭士立等还登岸“传教”,威海人对其所问则“守口如瓶”,对其散发的宣传品则“掷地以还”。三年后,又有双桅夹板洋船一只驶进威海海口,三日后西去崆峒岛。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舰不时地在山东半岛外游弋。1843年洋船又前来,要求与商民贸易,清廷则严加禁止。同年,广东海盗船也成批北驶,参与劫掠。1850年7月,在荣成、威海海面上,军民与海匪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海战,据官府统计,此战役生擒匪犯344名,打死其若干名,而威海军民也牺牲42名(详见《甲午纵横》第一辑中编,拙作“清道光间威海海患与军民的抗争”)。

咸丰九年(1859年),英舰在威海海面以及渤海各港口遊泊测绘。第二年6月30日,英法军舰在威海抢走沙船13只,去烟台转天津。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捻军李成、张闵刑率部进入宁海州、文登一带。官府一方面办团练,一方面征调民众修筑一条北自宁海州北山村西丰山,向南经上庄口、昆嵛山直达南海边的石墙,由各团分守山口。这时致仕回威的王者政,协同威海卫巡检陈绍群组织军民“反长毛子”,动员修石墙、筑土围子,传说阮家寺东山土围子就是那时修的。后来陈巡检流露出“大清江山不能久长”的言论,被王者政打了,此事竟被告到山东抚院,结果陈败诉被撤职。当时捻军见东部有备,乃西去。

同治六年(1867年),捻军任柱率部10余万众再东进,李鸿章欲堵其在登莱境内歼之,文威团练再守各石墙口,捻军知其谋,未入境。

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清王朝逐渐重视海防建设和办海军。威海卫在地理位置上自然便成了保卫京津的南大门。光绪,元年(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受命派人到威海考察。1881年,威海刘公岛前便成为北洋舰队停泊之地。1885年10月,海军衙门成立,醇亲王奕讠讠睘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等为会办,实际由李“专司其事”。威海及刘公岛开始建机械厂、铁码头、鱼雷营、炮台、海军公所(即北洋海军提督署)等。同时,又调进绥、巩军驻守南北岸,调护军驻守刘公岛,并在刘公岛、日岛及威海湾南北帮建筑炮台。由于重视程度的争执和经费的见绌,威海基地建设总是滞后。1888年10月,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刘公岛前战船林立,笛声阵阵。这是威海人最为荣耀和骄傲的时刻:“七镇八远一大康,不怕洋鬼子再猖狂!”至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已拥有大小舰艇及运船40余艘,约5万余吨。陆岸炮台25座、地阱炮和平射炮70余门。

光绪二十年(1894年),侵略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终于挑起了中日战争,因这年是甲午年,故史称甲午战争。在9月17日的黄海大海战中,受创的北洋舰队退守威海港。而急于企图消灭北洋舰队,并进而攻占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最终进军京津的日本侵略者,迅速地又发起了新的入侵战争。这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正是威海人准备过年的日子,日本侵略军第二军团34600人在荣成龙须岛海岸登陆,以包抄北洋海军基地后路的战略战术,向威海卫进发。威海守军与来犯之敌展开了白马河阻击战、南帮炮台争夺战、羊亭河守御战,但陆上终未能击败敌人的进攻,2月3日北帮炮台弃守,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城。刘公岛和北洋舰队在敌军海上和陆上双重炮火夹击下,坚持到12日,丁汝昌等将领或战死或自杀殉国。14日,岛上营务处提调牛昶昞同洋员伪托丁提督名义作降书,派广丙舰管带程璧光去日舰,与其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签订了《威海降约》,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不久,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日本侵略者为了压制中国按时“赔款”,其占领军赖在威海不走,直至赔款交足,才于1898年5月23日撤离。而第二天,英国海军便紧接着占领了刘公岛,强逼清政府答应租借威海卫。

辛亥革命,威海卫城里衙门宣布与革命党联合,清王朝对这个小卫城267年的统治结束。

《威海卫志》(康熙本)、《威海卫志》(乾隆本)、《文登县志》(雍正本)、《文登市志》、《荣成市志》、《牟平县志》、《山东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

(作者:威海市环翠区史志办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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