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德煜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宋金元相交时,山东是主要战场,频仍的战争,使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有点财富的人多逃亡至长江以南,如上世纪50年代,草庙子武林村曾出土过一坑完整的北宋历代年号的铜钱,可推测出是主人于出走前埋下的。蒙古贵族统治后,田园荒芜,人口大减。 ...

关键词: (暂缺)

宋金元相交时,山东是主要战场,频仍的战争,使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有点财富的人多逃亡至长江以南,如上世纪50年代,草庙子武林村曾出土过一坑完整的北宋历代年号的铜钱,可推测出是主人于出走前埋下的。蒙古贵族统治后,田园荒芜,人口大减。元末,各地相继爆发了抗击元军的农民起义。

朱元璋领导一支红巾军掌握了长江以南地区后,就作出了“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的决策,并发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战争檄文。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任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兵20万,于十一月攻入山东,十二月进入山东东部,元朝登州一带官员“各奉图籍来降”。第二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即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同时,其傅友德部占领文登等地,包括文登属下的沿海一带。

明朝统一山东后,首选着眼于军事设置。洪武二年(1369年)便在辛汪设寨(今寨子村)防倭,称“宁海州文登县辛汪巡检司”,首任巡检孙谅被授为“进义校尉”,领有弓兵100名。同时在赤山(今荣成境)、温泉(今温泉汤村)亦设军寨。自设寨驻军后,确实起了镇慑作用,“倭人虽不时徜徉波涛中,而不敢登陆者六年”。在孙谅离任赴京时(洪武八年—1375年),即由弓首、弓兵、司吏、本境耆宿、天妃宫住持等人发起,请人撰写《创立营寨记》,并刻碑留存(碑现藏市博物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后,境内还设若干小寨,有双岛、长峰、海埠等土寨。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全国都司卫所,在山东设山东都司。此前在东部地区已设有登州卫、莱州卫、安东卫。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正月,特命魏国公徐辉祖和都督朱某,垛集本处之民置立沿海卫所,于文登县辛汪都三里之地域设威海卫,卫辖地南至接官亭(今戚家庄南山),西至初村。按明廷之原规定,数县间设一卫,而今胶东半岛却还设有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大嵩卫(今海阳凤城)。关于威海卫之命名,虽未留下文史依据,但根据朱元璋有关军事“持重”之总方针,可看出他注重“养威俟时”、“将者三军之司命,立威者胜,任势者强,威立则士用命,势重则敌不敢犯”。自然威武之海防,符合其精神要求。卫下设所,威海卫辖有左所、右所;成化元年(1465年)又设百尺崖后所。

按明代之军事编制,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所下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其部辖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卫指挥最高为指挥使,正三品,其次为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为正四品。正千户为正五品,副千户为从五品,百户为正六品。在卫衙内还设有镇抚,为从五品,经历为从七品。

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朱都督再度被授命到威海一带练兵,其兵员实行“垛集”制,即征调平民充军,按户三丁以上家庭抽一年壮者为军,称为军户,亦称军牙,实行世袭制,不得脱籍。正丁若年老病亡,则由次丁、余丁依次递补。当时威海卫至安东卫7个卫和宁津等4个所,共计征兵4万余人。威海队伍组成后,名“威海卫捕倭屯田军”,意为:既练武抗倭,又自力垦田种地,似亦军亦农之谓。次年,由文登教谕胡士文撰文并刻碑志其主旨:“议耕、议守、议战……,百谷既成则荷戈于较艺之场,三农将兴,则负耒于陇亩之地。名虽曰兵,而实非兵,似不专乎兵而兼乎农矣。”

在捕倭屯田军成军的当年(永乐元年),开始修筑威海卫城,乃砖、石相间之结构。城高三丈、阔二丈,周长六里一十八步(每步五尺),按军三民七的比例,调动宁海(今牟平)、文登数万人及驻军,用了三年的时间将卫城修成。城设四门,各附设雍城,东、西雍城门均面南,南、北雍城门均面东。东城门名不详,上建有文昌阁;西门曰迎宣门,门上建筑不详;南曰德胜门,上建有南海大士殿;北曰玄武门,上建有真武庙。城东南角建有魁星楼。在城东街街北近十字路口处建有指挥衙署,内设大堂、武库、牢役房、宾馆等,外围墙周长80丈,设有大门、仪门、角门。修卫城的当年,调指挥佥事陶钺来威海主持军务①,陶钺对威海卫算是最早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卫城修成不久(永乐四年),便同来犯的倭寇展开了一场保卫战,终将倭寇击败。

驻军练兵、屯种各按其时。在城东门外荒滩地上设教场,场内筑有堂房、将台、壁垒等。练兵较艺包括进攻和防守:进攻主要是操练各种刀枪、射箭;防守主要是演习甲胄、藤牌的使用。屯军分赴卫辖18处军屯种地,分别是:文登境内之白露、板桥、赤沟、陡埠、岜山;宁海境内(今乳山、海阳)之千金、冶头、瓦屋、武计、孤山、夏村、安子口、乳山、柳行、康家埠、孙英庄、杨村、浪暖口。实行自种自食,供卫官军所需。据清初统计,上述屯田计有92顷31亩多。

在防务通信上,选边海高地布设烽火墩台,使邻台可相互望见,有敌情时,依次燃发狼烟,以速作戒备。威海卫管辖墩台9座:遥遥、麻子、斜山、磨儿山、樵子埠、陈家庄(现戚家庄)、古陌顶、庙后、朱家岭;另有堡4座:曹家庄、豹虎、峰山、天都。百尺崖所管辖墩台6座:望天岭、蒲台顶、百尺崖、蒿里、老姑顶、曹家岛;另有堡3座:芝麻岭、窦家崖、转山②。在防御战备上设炮台3座:长嘴(今金线顶)、教场头(今旅游码头处)、祭祀台(今东山宾馆处)。

设卫后不久,按明廷的意旨建立卫学,学址设在卫城西南隅,“学占卫城艮(西南)隅”,并同卫官一样颁发“儒学印”一方。具体建学时间,志书记载各异,有记永乐初,有记正统年间,但1521年之《重请威海卫印记》、1527年之《重建威海卫儒学记》,均记述建学已百余年了,足见都指明初无疑。至于何时迁于东北隅文庙旁,则无文字可考。

威海卫建立后,到威任职的指挥官员,从永乐元年至弘治二年的80余年间,共计达20余名。多数在威海落户,其后代至今可查;有的因以后调离威海;有的因征战阵亡,无子继承;有的缺谱书记载,世系不明;故传之今日,仅有“18家指挥”的传说。这些受封者基本上来自3个省,一是随朱元璋(洪武)起兵打天下的;二是拥朱棣(永乐)南下“靖难”③立军功者。来自安徽省凤阳的有陶钺(永乐元年)、巢县的毕文敬(永乐十七年)、虹县(今泗县)的董旺(景泰年间)、灵璧的李玉(弘治二年前);来自江苏省山阳(今淮安)的苗玉(永乐十三年)和阮成(明初)、常熟的周贵(宣德十年);来自河北省通州的刘得(洪熙元年)、东安(今安次)的李忠(洪熙元年)、昌黎的王信(正统二年)。授指挥使的的有刘得、周贵、王信;授指挥同知的有毕文敬、阮成;授指挥佥事的有陶钺、苗成、李忠(有记为同知)、董旺、李荣。另外,不知何地人何时任职的还有指挥使徐升;指挥同知刘贵(原籍钜野);指挥佥事王某、汪山、张彪、陈福、蔡俊、扈宁、刘缙。因刘得是首任指挥使,故其家庙题联写着:开国勋臣府,立卫第一家。按明朝的官制规定,官员死后,由其长子自然接替称世袭,享受俸禄待遇,其他儿子只能称指挥舍人,无衔无禄。但世袭者不能接任官职,必须每5年进行一次“军政选贤能”者,才能掌印视事。如指挥佥事李荣(李忠之子)、李世勋(李忠十代孙)都曾被五推掌印各25年。

至于到威海卫任千户职,旧志载名的有十几人,但只有戚林(江苏兴化)世系有记载。他于洪熙元年调到威海,今境内凡冠以戚姓村名者均为其后代。另百尺所谢姓,系谢鸿儒(安徽宣城)副千户之后代。任百户职旧志载名的有29名,其中之夏暹仅知在弘治二年前来威,何地人不详,也有传为“云南”的。

抽丁从军之军户到威者,虽为数不少,但几乎没留下文字依据,仅个别户有家谱可查,如城里黄姓系来自福山县墨塘,宣德四年“奉旨三丁抽一移居威海百尺崖后所,宅居城里西北隅”,自来此后再未回家,“思归例有明禁,每望西山而悲号”。

土木之变④,英宗朱祁镇被蒙古军也先俘虏,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被送回北京,随行护送的蒙古瓦剌部属人有曾木儿、黑台、马黑麻、牙的哥儿、阿力苦、哈三、阿木丹、阿兴、别奚只9人被留下,赐以镇抚衔,派到威海卫落户,每户给地50亩、山一区,每年支廪给银28两。后马黑麻改姓马,黑台改姓苏,阿兴改姓傅。其他人是否改姓或迁走则无记载。

设卫之初,在里口山以北俱为辛汪都三里所属地,人口不过百余户。洪武、永乐间,朝廷实行扶助农业和大量移民政策,数次从山西等地迁民于山东省西部,后来他们又逐渐转迁至东部地区。故今日威海之大部村庄均为明代所建。官军的后代和移民的后代,经过长期融合,构成了威海卫居民的基本特征和民俗风情。时至今日人们还可查验到其根安徽、江苏、河北三省地的一些遗风和俚语。由于官军的优越地位,相互不易相处,其间往往形成一种不和谐的音调。故当时卫人王悦评说其为“风气不同,五方杂处,争功利,喜夸诩”的典型社会群体。在集市贸场上,本地人欺侮外地人,强买强卖,时有所闻。但若其离开威地半步,有的则表现出畏首畏尾的另一种性格,因而长期又留下“威海狼,威海羊”的贬语微词。

明初,由于朱元璋拒绝同日本使节往来,沿海设防严禁,洪武年间威海未受到倭害。到永乐间,朱棣允日本“朝贡”,倭患随之频起。永乐四年(1406年),一批倭寇乘船占领刘公岛,佯攻百尺崖,实攻入卫城下,所经之地居民被杀得“几无噍类”。掌印指挥扈宁率守城官兵死力抵抗,3日后援军到达,才将倭寇击退。这一年倭寇还攻入宁海卫,抢掠成山卫白峰头、罗山寨,又窜至大嵩卫(海阳)草岛嘴抢劫。二年后,明廷在登州设备倭都司,以节镇沿海诸军。其时,倭寇再未犯山东。至嘉靖年间,兵备逐渐废驰,威海卫军额只有1952人,导致山东倭患又起。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一批倭寇从胶州乘船至威海栲栳岛(褚岛)洋面,因大风靠岸,几天后被官军擒获。

此后,倭寇重点转向江南。早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时任威海卫指挥佥事的李逢时,就被明廷授以参将职,派往江南征倭,在嘉定县新泾桥一战便斩倭寇80余名,“屡战屡捷,南人呼天兵”⑤。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时任威海卫指挥同知的毕高,升任淮阳营参将,到江苏组建操练抗倭军,屡败倭寇,功绩卓著,后升任都指挥佥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调福建兴化等地御倭,与总兵戚继光有“刎颈之交”。次年4月,在与倭寇作战中阵亡,朝廷赐祭葬钦村狮子园。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愈来愈严重,大批失地农民被迫变成流民,加之自然灾害频仍不断,民不聊生。据卫志记载,自弘治十四年(1501年)至正德四年(1509年)的9年间,威海卫先后有6年接连发生“雨雹杀禾”、“大旱”、“大水”、“大雨海溢三十余里,禾稼淹没,地为斥卤”、“旱饥”、“旱大饥,人相食”的惨景。为了活命而反抗朝廷,农民领袖邓心可于正德年间聚众数千人,在里口山举义旗,后被官军镇压,“官军屠之,天阴鬼哭”。其地名邓家塞、撒马沟、上马台、下马崖、自刎道等至今仍存。正德七年(1512年),转战山东各地的起义军刘宠(刘六)、刘宸(刘七)在攻入牟平、文登后,又进攻威海卫,指挥使刘平率军戒严守城,并鸣放火炮助威。明廷动用10万兵力自西向东截击,义军突围西去。10年后的嘉靖年间,又有王宪五率海上义军占领刘公岛,并在岛上建房准备久驻,后被官军逐走。到了万历年间,皇廷国库更显空虚,于是派出大批官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派太监陈增督理山东矿务,在威海卫正棋山和里口山火岚顶开山挖洞掏金,没挖到什么金,老百姓却深受其害,今征工,明纳税,长期以来各项差役繁重,威海人不堪其苦。据卫志记载:“最负累者曰牢役、曰巡捕、曰军伴(奴军)、曰屯催,四项一定老死不休……,科派多端,侵渔无厌,往往千金之户,役未竟而绝立锥焉,以致城中若扫地著之……,间有不幽影者仅百余家,而此百余家仅属官舍之子弟耳。”即是说,城里除了官宦之家外,余者都逃光了。延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指挥佥事董遇时和百尺所千户吴梦麒一起上告,要求威海卫实行“一条鞭”法⑥,得到批准,暂时缓解了差役之繁,为此还立下了碑记作为存照。但腐朽的明王朝已不可收拾,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兵已进入山东半岛,不久明亡,明代在威海卫的历史划上句号。

①陶钺之兄陶铎在宁海(牟平)任指挥佥事职时,曾击败倭寇侵犯,《明史·太祖本记》有记载。铎死,其子陶敞因患骨痛,不能袭替,改由陶钺借职调威海,永乐八年陶钺在海湖江战亡。陶敞病愈,于宣德五年复袭前职,今威海陶姓为陶敞之后代。

②墩,亦称烽堠,专事燃发狼烟报警。堡,一般设在沿路旁,作里程标志,有十里一堡之说。

③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炆继皇位,惧怕他叔父诸王们权势太大,实行削藩。北平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起“靖难”之战,占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登上皇位,改元永乐。

④正统十四年,英宗朱祁镇亲率50万大军仓促北去与蒙古军作战,企图侥幸取胜,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西南)被瓦剌部包围俘捉,世称土木之变。

⑤参见明《世宗实录》、《嘉定志》、《李逢时墓志铭》。

⑥明王朝在财政危机情况下采取的新税法,即改过去的赋役二途为赋役合一和折币征收,将部分徭役摊入地亩纳银,差役改雇给制,当时曾受到威海卫人的欢迎。

(作者:威海市环翠区史志办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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