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初钊兴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大将庙,又名“梵云院”,又名“凤山寺”。位于文城西南50公里:小观镇郐家村西1.5公里,坦埠村北9公里处,地属坦埠村。庙被群山和清泉环绕,庙之南有一圆顶山,相传有凤凰落其上,因名凤山,寺因山而得名。寺建于五代后梁乾化二年(912年),至宋朝太平兴国八 ...

关键词: (暂缺)

大将庙,又名“梵云院”,又名“凤山寺”。位于文城西南50公里:小观镇郐家村西1.5公里,坦埠村北9公里处,地属坦埠村。庙被群山和清泉环绕,庙之南有一圆顶山,相传有凤凰落其上,因名凤山,寺因山而得名。寺建于五代后梁乾化二年(912年),至宋朝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敕赐名额“梵云院”。因创建时,“六度寺僧法平卜筑其间,有大檀越前宣武军节度、元从十将孙思较遂以地施,经营基创,为屋近百楹”(见郭长倩所撰庙碑记),故名“大将庙”。该寺清嘉庆丁巳(1797年)“永垂不朽”碑阴“碑志”首行谓,“大将庙四至”,可知“大将庙”名不虚传。

唐代宣武军节度、元从十将。孙思较,除该寺宋、金之碑记提到他以外(宋碑现不存,民国修《牟平县志》时,宋碑在,但字已漫漶;金碑现存原址,其中孙思较、法平事,必据宋碑),不见于地方志“金石篇”以外各篇,也不见于新旧《唐书》。笔者到附近孙姓较多的村庄——坦埠、北黄(原名黄垒村)等村考察《孙氏谱书》,现有孙氏居此,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无人知道孙思较其人。但我们相信文登籍、金代秘书少监郭长倩当年撰写的碑文,决不会无中生有。

宣武军,唐方镇名。天宝十四年(755年)置河南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市)。辖境屡变,久领汴、宋、亳、颖四州,约当今河南封丘、尉氏、柘城、郸城及安徽界首以东,山东单县及安徽砀山、蒙城以西,阜南、颖上以北,河南兰考、睢县及山东曹县以南地区。乾元后屡有废置。广德后称汴宋节度使。建中二年(781年)号宣武军。历为李灵曜、刘洽等割据。中和三年(883年)朱温任藩帅,以此为基地,火并中原诸镇,建后梁(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中国历史大辞典》)。

节度,即节度使,官名。唐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充河西节度使,始有此号。天宝初,沿边有九节度使。受职时双旌双节,总领军旅民政,专诛杀,外任之重,无与伦比,辖境内各州刺使(郡守)皆为其属,并兼领所驻州刺使(郡守)。至德以后,中原刺使亦授此号。所辖地区多兼军号。河北等地节度使拥兵自大,传位子孙或部将,不奉朝命,世为藩镇(见上书)。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惟岳请袭,德宗不许。惟岳与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己连兵拒命(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5月版沈起炜著《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元从,指自始就相随从的人员。唐太宗李渊统一全国后,曾建元从禁军。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四月壬寅,诏奉天(今陕西乾县)随从将士并赐号元从功臣(见《旧唐书·德宗纪》)。“元从十将”当指此次所赐“元从功臣”之一。这里要简介“奉天事件”:建中四年(783年)十月丙午,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泾原之师救哥舒曜。丁未,泾原军出京城,至讠氵产水,倒戈谋叛,拥朱泚为帅,令言不能禁。德宗逃往奉天。朱泚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攻奉天。浑瑊苦战却敌。次年,李晟收复京师,德宗还京(同上书)。

从建中二年(781年)始设宣武军,建中四年(783年)发生奉天事件,到兴元元年(784年)四月赐号“元从功臣”,前后跨4个年头。郭长倩碑记“前宣武军节度、元从十将”的封号,只能在这4年间封赐。但碑记此庙“始自五代梁乾化二年(912年)”,距始设宣武军131年,距赐“元从功臣”128年,所以,孙思较的职务,只能是袭于父亲或祖父的。《旧唐书·德宗纪》,未记孙姓的宣武军节度使,当然,任职者多人,不可能一一写到。但这时期,书中有“孙志直、马磷辈皆遥领其节度使名”,虽未明言是否遥领“宣武军节度”,但孙志直既然身在朝廷,随侍德宗于奉天,受封“元从功臣”是极可能的。也就是说,他极可能就是孙思较的父亲或祖父。

新出土的石墓和浮雕。2005年3月1日,小观镇郐家村村民郐光远向文登市文物管理所报告:在他村西1.5公里、凤山寺遗址西约250米处,用推土机平整养鸡房地基时,推出一石墓。经文物所吕所长等现场考察、摄影,责成报告者保护,请示有关方面同意,于6月6日将浮雕刻石运回文城保存。笔者多次观察石刻和照片,并与文登市文化局长陈全伦、原地名办主任丛龙海到大将庙和古墓出土现场考察,又访师友,查古籍,初步读懂了浮雕的内容。

墓在庙西250米东南向倾斜的山坡上,地表被土石杂草覆盖,发现前不见墓顶。墓南有残存的六角塔基、塔顶,可知石墓地处众浮屠之上位。石圹上口被一矩形石板所盖,石板东西长1米,南北宽约70厘米,厚12厘米;石圹高135厘米,底边长180厘米,宽126厘米,正南有两扇石门,每扇宽31厘米,高60厘米,各刻凸起的9个乳钉,上下双行排列,每行3钉;东扇左中刻一石锁。沿石门向南有70厘米长的石砌甬道,甬道口用石板堵着。石圹四壁立石分两层。底层高60厘米,垂直。上层前后左右四块石板,各在两端斜60度刻榫,石板向中心倾斜,以便于收口封盖。石属花岗岩表层天然石块,浮雕一面加工凿平,另一面未加工。厚者50多厘米,薄者20余厘米。该墓值得考察者至少应为如下诸点:1.南门东侧石板,内面偏下横刻一树枝,西粗东细,长约20厘米,东节下弯处,上有一圆球,枝下侧中、东各有一小原圈;2.南门西侧石板,内面刻一备鞍的马,一马夫站在马头前,面对马,有亲昵感,马前、人后有栓马的栏杆;3.门与1-2石之上的大石板内面,东刻一绅(坐东向西)一僧(坐西向东)在对枰,各坐一靠背椅,眼前除棋盘以外,各有一个六角棋盒。需要说明的是,那棋盘纵横各9条线,而不是19条线。是不是那时的围棋棋盘是9×9的规制呢?不,只是因为石刻面积小而不得不变通而已。唐卢延逊《咏棋》诗谓:“十九条平路,言平又崄讠山戏。”北宋郑侠《观棋》诗:“三百六十路,通精此有门。”两诗都可证唐宋时代围棋棋盘是纵横19条线。只不过后者把“交叉点”写作“路”,又把“361”取整数“360”而已。僧之西为一鸾一凤,鸾粗大似鸡,头左回转望风,凤细而尾长。二神鸟脚下刻“花草拐子”。4.东西两面底层石板均无浮雕;东上层石板内面刻一张牙舞爪的走龙,凸出石面2厘米,鳞片清晰,栩栩如生。5.西侧上层与东龙相对的是一“螭龙”,有鳞无角,吐须,头转向左后,矫健有力。6.北侧底层石板西部刻僧与绅坐在桌两边靠背椅上端杯品茶,东部刻一兵器架,架东北角挂着箭弓和箭菔,架中上方搭着一串圆珠(似糖葫芦般大),呈“八”字形下垂,近西端搭着一折叠似手巾之物,亦呈“八”字下垂,只是较“连珠”短:不知二者是何物。7.北侧上层,偏西刻一正面立身将军像,双手抱着符节的下端,符节比人高,所以向东北方斜出,上端有饰物绕缠。将军头戴盔,上身战袍外罩两当铠,下着裳,腰捆宽带。8.石圹以30×35厘米的青砖铺底,中心放一石函,长、宽、高分别为50×40×35厘米,函盖起脊似小屋殿顶,一人可将函盖端起,内置墓主骨灰。函底置有花纹方砖,规格为26×26厘米。函南侧外刻双扇石门,西扇门刻上下两个乳钉,东扇略向内开,只看到上面的那颗乳钉,下面那颗被开门出来、露出大半个身子、穿着圆领长袍、左手扶着西扇门的僧人遮住。这位僧人就是墓主人了。9.圹内东北角顶处,挂着一铁制“十”字,由两块长约20厘米,宽7厘米的铁片垂直相交,中间用铆钉固定而成,已锈蚀严重。10.石圹四角两层石板之间,各压一枚铜钱。三枚已被损毁,文物所得到一枚,铜钱一面被葬时磨光,一面有篆书“熙宁元宝”四字。11.石圹周围有弧形石,厚约12厘米,外侧刻莲花瓣,石长短不一。据其弧与弦的长度,计算出其整体外沿周长为6.16米,直径为1.96米。因为已遭破坏,不能确定原墓是否圆砌到顶,还是只砌一、二层“莲花座”。

石墓的时代与主人。从殉葬的古铜钱可知此墓时间上限为宋神宗熙宁间,即公元1068-1077年。从石刻的风格看,早于元代。元代境内东华宫前的石狮子和长山刁通墓前的石兽,都显示极粗犷的特点,而此墓雕龙刻凤刀法细腻流畅。可断为宋代风格。有如此规模的墓葬,墓主必定是一位功德显赫的住持。那么,当宋末金初之际,大将庙这位高僧是谁呢?从金大定十年(1170年)郭长倩所撰碑记可知,这位高僧就是永通。“道真之嗣曰永通,继坐道场,日益加葺,精蓝气象,增华往昔。遭宋季犹攘,盗起海隅,三灾弥纶,一切共业影响,焚巢毁像,扫地无遗,惟柱础屹然,尚存于残烟馀烬之中。虽物之成坏有数,亦可为长叹息焉!永通一日慨然锐意兴作,谓其徒曰:‘千里之行,起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今虽已废难起,大缘难成,苟得众以同力,积日以为功,一椽一甓,增之有渐,尽心尽力,必将惠我三昧,迟以岁月,庶几可成。诸君其勉以相我!’遂与智奉、智琛、智深、智瑞、智息、智福、智保、智全、智端、智饶,法嗣宗式、宗显等十馀人,行化四出……迄卅馀年,乃即成功,用钱无虑四百万。经始于阜昌癸酉(应为癸丑,1133年),至大定之丙戌岁(1166年),毕兹能事。向之荆棘草莱、龙蛇虎豺之区,而今则佛宇僧房,丹垩灿然,凡所以尊崇经像、安养圣贤者,无不称事。过者瞻之,相顾惊叹,皆以为永通之材器能立事也。……今永通与其徒,能于末法中作佛事,盖欲以法平知见之香,普薰斯人也,其志顾不伟欤!”(见民国《牟平县志·文献志·金石》)

碑记可证,永通在北宋晚期就任大将庙住持,对庙宇“日益加葺”,岁当中年;经宋末金兵入侵之乱,到1133年重修庙宇,又是10年,1133-1166年,重修期是33年。即使高龄而逝,一般不晚于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即刻碑后10年内。也就是说,此墓距今已830年左右。

解读浮雕。1图,刻的是柳枝洒水。我国北方有插柳枝于净水以攘邪鬼之俗。《释氏要览》下曰:“北人风俗,每至重午等毒节日,皆以盆盛水,内插柳枝,置之门前辟恶。”《灌顶经》云:“昔维耶黎城民遭疫,有一少年比丘,名禅提。奉佛教持摩诃神咒,往为辟之,疫人皆愈。其禅提往彼国二十九年,民安。至其仙化,民复遭疫。民思禅提,遂往其住处,但见所嚼齿木,掷地成林。下有泉,民酌其水,折杨(杨柳)枝,扫拂洒,病者皆愈,毒气消亡。”(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墓门旁刻柳枝洒水,是为了攘邪辟恶的,使邪鬼不能进墓门。

2-3图,刻大将孙思较来庙里与法平下围棋场面。客座坐着孙思较,头戴无翼幞头,主座坐着光头的法平。鸾凤,古人常用以喻美善贤俊(见《辞源》)。这里是以此颂扬大将庙的开创者孙思较和法平的。2图刻大将的坐骑与马夫。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八八》:“(西安唐杨思勖墓壁画)壁画分两部分:一部分和一般唐、宋墓壁画相同,反映的是家庭现实生活中婢仆舞乐的形象;一部分则照汉代以来习惯,绘古代故事人物。《后汉书·赵歧传》称:‘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就传中文意,有‘见贤思齐’意思。本图绘唐人所习知的《高士传》或《竹林七贤》、《六逸图》,作为死者平生所仰慕亲近对象。”由此可知,古代墓壁画中,刻绘墓主生平所仰慕的人物是“汉代以来的习惯”。平生以中兴大将庙为己任的住持永通最仰慕谁呢?当然是大将庙的两位创始人:捐地建庙的大将孙思较和开山祖师法平。

有人认为3图刻的是凤凰或称赤鸟。似不妥。《辞源》:“鸾,凤凰之类的神鸟。《说文》:‘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采,鸡形。鸣中五音。’……或谓其大于凤。”图中居东回头的鸟,确是“鸡形”,“大于凤”。所以,这里刻的是一鸾一凤,而不是一对“赤鸟”。鸾凤脚下,蔓草如带,蔓与万同音,带与代同音同声,蔓带意味着万代,即吉祥万代;凡是把吉祥的花与蔓草卷画成的连续图案都称为“花草拐子”(见丛惠珠所译日本野崎诚近《吉祥图案题解》,译本名为《中国民间吉祥图案集》,77页)。

4-5图,龙与螭,《辞源》:“龙,《左传·襄》二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故喻非常之人为龙。”《汉语大词典》:“螭龙,传说中无角的龙。《后汉书·张衡传》:‘伏灵龟以负坻兮,亘螭龙之飞梁。’李贤注引《广雅》:‘无角曰螭龙。’《三国·魏》曹操《精列》诗:‘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功名欲望》:‘拾遗和补阙,所用的印信是盘着螭龙的。’”由此注可知:一,龙与螭龙,是喻非常之人或非常人所骑的,此处当然是喻孙思较与法平为非常人的;二,一般印信柄上所刻饰纹是螭而不是“白虎”。三,古时,墓碑额刻螭形,座作龟形,故称螭龟。

6图,刻法平到大将孙思较家作客的场面。西面客位为法平和尚,主位为孙思较大将,主人正向客人劝茶。右侧的武器架,正是大将家的陈设。3图与6图证明,大将住处与凤山寺距离不会太远,这古寺的两位创始人生前来往频繁。

7图,这是最显赫的位置,刻孙思较戴盔着甲抱节的立身像,表达墓主生前对这位特殊的“大檀越”(大施主)由衷的仰慕。

有学者认为,石雕刻的是“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并以山西永乐宫壁画为证。既然“元代时道家绘青龙、白虎、玄武则都是天神将军像”,而为什么这里的“青龙、白虎”却都是鳞类的动物,惟独“玄武”是“天神将军像”呢?何况这些“天神将军”纯是道教崇拜的神,怎么会一股脑儿刻到一位著名的住持僧墓中呢?仅仅用“儒、释、道三教合流”,似解释不通。

解读“十”字。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华严圆教说》:‘诸法之数量,总以十。以此现其圆满无尽故也。’《探玄记》三曰:‘但此经所明,皆应十种,以显无尽故。’《演密抄》五曰:‘十数表圆,以彰无尽。’这是永通的徒弟们用以称颂师傅“功德圆满无尽”的。

解读磨光漫面的铜钱。笔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曾在雨后文城峰山路北酿造厂挖地基的工地上捡到一枚古墓出土的宋大观铜钱,有字的一面完好,而另一面却被磨平,钱显得很薄。这次大将庙石墓出土的宋代熙宁铜钱,另一面也被磨平,这才引起重视。看了顾炎武的《日知录·钱面》,才明白了:“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储泳曰:自昔以钱之有字处为阴,无字处为阳。古者铸金为货,其阴则纪国号,如镜阴之有款识也。凡器物之识必书于其底,与此同义。沿袭既久,遂以漫处为背。近年乃有别铸字于漫处者,天启大钱始铸‘一两’字,崇祯钱有‘户工’等字。钱品益杂,而天下亦乱。”可知古人将入葬的铜钱,保留阴面,而磨去阳面,让死者在阴间可用。这也是古人葬俗的一种吧。因笔者孤陋寡闻,未见前贤记载。

总之,在文登,在胶东,一次出土北宋末、金初这么多精致的浮雕石刻,是极少见的,这将为我国的石雕艺术史填补新的一页;这一发现,使我们第一次关注这片土地上曾有唐末“宣武军节度、元从十将孙思较”其人,第一次知道凤山寺就是大将庙,以及它的显赫历史,填补了地方志的这一空白;第一次知道邑人郭长倩还撰过凤山寺碑记。这一发现,为研究古人,特别是僧人的丧葬习俗、服饰、信仰,提供了新的佐证。但因浮雕人物较小,服饰细部不够清晰,加上笔者学识浅陋,错读误释之处必多,敬请方家指正。

(作者:文登史志办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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