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戚俊杰

出处:《甲午纵横》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1年6月20日

摘要:国耻类遗址,是中华民族被外敌入侵、遭受伤害和杀戮的历史见证。国耻类遗址博物馆就是管理保护这些遗址及其所属建筑遗存的专门机构。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也相继建立了许多专题性遗址类博物馆、纪念馆。本文拟就国耻类遗址博物馆如何在社会教育中发挥其重要作用,谈些粗浅的意见。

关键词: (暂缺)

国耻类遗址,是中华民族被外敌入侵、遭受伤害和杀戮的历史见证。国耻类遗址博物馆就是管理保护这些遗址及其所属建筑遗存的专门机构。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也相继建立了许多专题性遗址类博物馆、纪念馆。本文拟就国耻类遗址博物馆如何在社会教育中发挥其重要作用,谈些粗浅的意见。

一、搞好遗址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

国耻类遗址,有的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资金缺乏,自然灾害的毁坏现象严重;有的地处沿海发达地区,因经济建设需要,面临建设性的破坏而被毁掉;另外, 还因为这些遗址是国家和民族蒙受耻辱的地方,许多人不愿触摸这些伤心的历史,因此无意间也增加了管好遗址的困难。国耻类遗址博物馆的主要工作,就是首先要 管理保护好这些面积大小不等的遗址,以及其所属建筑遗存和自然生存物。不但要确保这些遗址完整无损,而且包括保护好其周边的环境风貌。要做到有效保护与合 理利用,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科学完整的“四有”保护管理体系。文物遗址的“四有”保护管理体系,是文物保护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把遗址的重点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遗 址的档案、照片,遗址的保护标志及保护的组织和人员都落到实处,才会为遗址的日常管理保护提供第一手资料与数据,才能在破坏性建设方面筑起一道可靠的保护 屏障,才能在关键时刻,依据法律法规和“四有”保护管理体系,保护好遗址,使之完好无损。

(二)遗址的管理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国耻类遗址,屡经战争和自然灾害的毁坏,亟需搞好抢救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 原则,首先要制定抢救保护规划,列出轻重缓急项目,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滚动发展。在保护规划得到主管部门批准后,随即坚持先抢救、再保护,先重点、再一 般的施工程序,提前排定抢救保护项目年度施工表,使文物遗址的抢救、保护、维修、管理等项目,不仅计划周密,清楚明确,而且施工有序,保证质量。

文物遗址的抢救保护,不但要做到“修旧如旧”、“恢复原貌”或“保持现状”,而且还要对遗址主体内容和环境风貌予以统一考虑,整体规划,分期施工。最终使 保护后的遗址不但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住历史的见证标志物和所有时代信息,而且还能使遗址与周边的环境风貌协调一致,以显现出历史的真实性。

(三)要千方百计搞好合理利用。遗址的管理、保护与利用,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有效的保护,是为了能合理地利用,要想利用得好,就必须 要加强管理。要合理利用遗址这一特殊资源,首先必须搞好遗址自身的历史定位。国耻事件的发生,是国耻类遗址博物馆的共性,但各个历史遗址的事件内容、发生 时间、发生地点又各不相同。因此,国耻类遗址博物馆必须要准确定位,突出特点,保持个性,发挥优势,合理利用。在这方面,国内不少遗址博物馆都有许多成功 的实践经验。如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管理的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既是北洋海军的提督署所在地,又是甲午海战的重要战场,还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地。纪念地 所属28处建筑遗 存,集北洋海军指挥中枢、基地防御、教育训练、后勤保障,以及甲午战争旧址等内涵于一体,不仅是中国近代海防有防不强、保国无力的实物例证,而且也是中国 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见证;不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而且更是“知耻近乎勇”教育的最佳场所。为了避免社会教育的死板说教化方式,应使其与旅游结 合起来,寓教于游览过程之中。于是,该馆将其定位为:以文物古迹吸引旅游,增加经济效益,同时把旅游收入用于遗址及文物保护,使文物与旅游与社会教育相互 依存、共同发展、相得益彰。进而使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成为北洋海军、甲午战争文物史料的收藏中心和研究中心;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海防教育、海洋观教育 的重要基地;成为国内外独具特色的旅游胜地。

按照合理利用的规划设计,在修复了北洋海军提督署后,将其辟为文物史料的陈列展厅,布置了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主题系列的陈列展览。对龙王庙与戏楼实施了原 状复原工程,使其恢复了历史原貌。丁汝昌寓所修复后也仍保持原状,并陈列展示了丁汝昌生平事迹。丁汝昌寓所西跨院修复后,辟为北洋海军将士纪念馆,增建北 洋海军将士名录墙,展出北洋海军将士事迹,成为广大观众缅怀和凭吊甲午英烈和爱国官兵的重要场所。黄岛炮台维修后,既展现了古炮台的原有风貌,又增添了海 军兵器展览,并辟为黄岛炮台兵器馆。旗顶山炮台与东泓炮台修复后,复制并安装了口径为240毫 米的德国克虏伯大炮,再现当年北洋海防历史面貌,令游人生成亲临其境之感。修复后的公所后炮台,则展示了欧洲建筑的精巧艺术风格,同时再现了炮台宽敞隐蔽 的地下兵营及弹药库的原状。刘公岛水师学堂修复后,不仅恢复了清代海军学校的历史原貌,而且把修复后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住宅和兵营进行了复原展 示,还将利用水师学堂的校舍建筑与甲午战争纪念地深厚的文物资源,开设了青少年喜欢参与的海军训练班,举办内容丰富多彩的夏令营和冬令营,以对广大青少年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海防教育、海洋观教育及军事化训练。

为了丰富参观内容,不断增强社会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该馆还紧紧抓住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这个主题,运用多种手段,创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风格独特的系 列展览,把艺术形式与科技手段结合起来,把平面展板与立体造型融合起来,使抽象与具体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以现代化的声、电、光相映衬,把抽象、静 止、无声的历史转变成形象、生动、有声的场景,再现在观众面前,使之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感染力和震撼力。

为了进一步强化教育效果,该馆已两次对陈列展览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不断提升基本陈列和专题陈列水平。特别是2000年开始的陈列改造,从大纲撰写、内容确定、艺术效果、展示形式设计到实物制作、展品布置等各个环节,都进行了详细研究,大胆创新。

在制作展览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性化理念,把先进的技术设备、现代化的装饰材料,按照防火、环保的标准统筹考虑。如北洋海军群像蜡塑馆新建时,是蜡料制作。2001年, 则采用先进的超现实艺术雕塑方法,用高分子硅胶材料塑造,使外观肌肤纹理效果更佳,且不易老化变形,无环境污染,利于清洗保洁。毛发系用先进的植发技术, 用真人毛发栽植,其效果如同真人。另外,采用多媒体成像技术,将镜头画面与实物场景融为一体,制作景观,采用动态投影画面和两国大型仿真海战舰队布阵模 型,配以海战的巨幅油画、仿军舰舷窗、铁甲板地面,穿插隆隆炮声、火光等手段,营造出海战氛围,使观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深受感染,增强了教育效果。2002年5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第二次视察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后说:“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相比,你们现在展出的内容更丰富了,效果更好了。”

二、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国耻类遗址博物馆建立的目的,就是从历史的负面为现实提供借鉴;就是为了让中华民族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懂得和牢记落后就要挨打、腐败导致灭亡、弱国无外交、 软弱就要受欺辱、不发展就会被淘汰的沉痛历史教训。铭记惨痛的历史教训,振兴中华民族,开创美好未来,这就是建馆的宗旨。许多遗址类博物馆都以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为宗旨,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采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重点明确、参与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居安思危、维持持久和平的教育。不少博物馆都能根 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卓有成效地发挥了国耻类遗址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爱国主义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鼓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爱好 和平、自强不息、奋发向上、追求卓越的伟大民族精神。各类博物馆都应通过各自的陈列展览,让参观者在参观时接受这种教育。特别是国耻类遗址博物馆更应把宣 传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国人之心、挖掘进取之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作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和不懈的动力。要搞好社会教育,就要认真做 到:

(一)立足社区,面向社会,主动联系,请进来看。为了配合大中小学对青少年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主动与有关部门和单位联系,把本地区各类学校的学生组织来 馆,及时开辟第二课堂,尽心尽责搞好学生团体、夏令营及冬令营的讲解服务,使爱国主义教育既具体又生动。还要主动与当地驻军、厂矿企业、乡镇农村和社区居 委会联系,有计划、有准备地搞好讲解服务,使他们也能受到教育。

(二)转变观念,服务上门,主动走出去讲。博物馆应制作重点内容突出、便于携带的流动展览,抽调专门人员,在不影响馆内正常接待服务工作的情况下,深入交 通不便的学校、厂矿企业、公安边防、基层部队和乡镇农村,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与此同时,还应采取联合办展的方法,充分利用博物馆的文物及图片,为社 区文化场所、学校、企业、大型商场等单位举办宣传展览。还要派出符合要求的研究人员做他们的兼职辅导员、讲解员,把教育落到实处。

(三)要抓住纪念日,开展活动促教育。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应抓住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纪念日,召开会议,开展活动。如举办书画笔会、读书征文、签名售书、祭祀瞻仰活动等。甲午战争博物馆就曾利用香港回归、甲午战争100周年、海军将士殉国日、甲午英烈诞辰等日子,及时召开座谈会、学术会、纪念会,开展知识问答、征文比赛、书法比赛、书画捐赠、万人签名、讲海战故事、祭甲午英烈等活动,都收到良好效果。

(四)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和征集典藏工作。收藏、研究与教育,是博物馆三大重要职能,而文物史料的征集典藏,又是博物馆的重要基础工作。没有文物史料,要举办陈列展览,就无从谈起,要想搞好宣传教育,也属纸上谈兵。

遗址博物馆征集文物史料,首先,必须明确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确定收藏范围与征集对象,找准征集文物史料的重点地区、重点事件涉及的重点人物及重点家庭。 二是抓紧时间,争分夺秒。因为这类文物史料的所有者,不论是本人还是亲属后裔,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身体欠佳,还有的涉及出国或搬迁,征集的机遇是稍纵即逝 的。另外,现在人们生活好了,许多收藏爱好者,无所不收,藏而不露,还有的人则怕触及历史的伤疤,把十分重要的物证销毁了,这对与之相关联的博物馆而言, 可谓差之分秒,失之交臂,后悔莫及。

对于文物史料的征集,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主要是通过寻访将士后裔、海底打捞等做法,征集到许多珍贵的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文物与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是通过遗址挖掘和寻找国内外知情者而征集到许多珍贵的文物史料。这些方法,每个馆都可以根据各馆的实际情况,各自的特点和内容,量力而行地做 好征集典藏工作。只要持之以恒,永不放弃,就一定会征集到珍贵的文物与史料。

学术研究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文博事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加油站,也是博物馆准确解读馆藏文物、陈列展览、宣传教育等业务工作的着力点。所 以,搞好学术研究就是为博物馆的肌体注入新鲜血液,博物馆的健康和谐发展,就有了持久的动力。做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博物馆、纪念馆,单靠本馆人员,其 研究力量和水平是有限的。因此,成立挂靠在博物馆的学术研究机构,面向国内外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学者,吸引他们来此从事研究交流,以汇集研究成果。这种借 水行舟、引凤筑巢的做法,不失为既节约编制、又节约开支的好办法。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他们根据工作的需要,先后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会”、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将“三会一所挂靠该馆,团结国内外一大批专家学者,开展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 与人多的学术活动,不断发掘新的资料,征集新的历史证据,创办学术刊物,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纪念馆的陈列展览和宣传教育增添了新的内容,注入新的活 力。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则成立了大连近现代史研究所,搭建学术研究的平台,扎实、稳妥地开展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可观的。通过开展学术研讨,还 有力地促进了博物馆广大员工文化素质与业务水平的提高,培养了本馆的学术研究力量,提升了本馆的文化与学术品味,推动了文博事业的快速发展。

(五)搞好自我教育。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要发挥作用,还要抓好队伍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文化程度及专业技术水平。这个方面,既是开展好社会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发展博物馆事业的根本保证。

教育人者,应先受教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社会教育过程中,也要做到要教育别人爱国,自己先做爱国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应该自觉坚持凡是要求别人学的,自己先学,凡是要求别人干的,自己先干;反之,凡是国家不让干的,自己首先不干。

要开展社会教育,不但要有坚定的信念,强烈的爱国热情、艰苦奋斗和爱岗敬业精神,还要有符合要求的文化科学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特别是要抓好讲解员的选 拔、培训和管理。讲解员处在社会教育的第一线,其言行举止、精神状态和讲解水平,直接影响社会教育的效果。因此,每个馆都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 科学有效的选拔培训、管理考核和按劳取酬的管理机制。与此同时,还要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博单位的用人机制,继续深化改革,使人才辈出,效率提高。同时, 还应推行专业分工与业务考核达标制度。提倡大胆用人、择优重用。特别是中小型博物馆,要一专多能,一人多用。

另外,还要把严格的考核管理与解决职工的思想问题和生活困难结合起来,做到预防为主,教育为主,积极做好思想工作,及时排除思想障碍,解决生活中的后顾之忧,确保职工能安心工作。

优化内部管理,以观众满意为讲解与服务的标准。博物馆要以人为本,一切展示内容和接待服务,都要以观众满意为基本准则。要从人性化的角度,本着对每一位来 馆观众认真负责的态度,考虑到共性与个性、好天与坏天、人多与人少、内宾与外宾、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等诸多不同情况和不同要求,做到因人施讲,深浅有度,繁 简相宜,变众口难调为众口得调,众口好调。另外,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引进行之有效的观众监督机制,设立服务监督台和观众投诉箱,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

总之,国耻类遗址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要及时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要在自觉融入社区群体之中的同时,及时发现新问题,适应新情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要 在遵循博物馆规律的前提下,大胆探索,开拓创新,充分发挥国耻类遗址博物馆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永远警示人们勿忘国耻,为富 民强国、振兴中华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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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俊杰,1949年生,山东威海人。现任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研究员、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社科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副主任、威海市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会长。长期从事文物保护与史学研究,主编、合著各类图书10多部,发表论文近30篇。被评为山东处文化系统优秀专业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 《北洋海军研究》(第一、二、三辑)、《姜书璞治砚艺术》、“《勿忘甲午》”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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