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玉明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历史文化,是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一代代先人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劳给后人(也包括今人)积累下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历史文化的价值主要在于以其涵泳广泛的门类与深邃宏富的内涵为人们从事现代化建设和美好家园的营造,全方位地提供借鉴。我们感知历史文化 ...

关键词: (暂缺)

历史文化,是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一代代先人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劳给后人(也包括今人)积累下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历史文化的价值主要在于以其涵泳广泛的门类与深邃宏富的内涵为人们从事现代化建设和美好家园的营造,全方位地提供借鉴。我们感知历史文化的载体,主要是汗牛光栋的传世典籍与历史文物遗迹。对此,我们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予以积极认真地保护与传承。但目前尚有些现象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滥造之风的逆行。

一滥造之风种种

笔者所谓历史文化的滥造之风,决非危言耸听。对历史文化滥造伪造的恶搞现象,不仅屡屡见诸报端,而且笔者亲历一些地方所见果真,证实媒体披露不虚。

综观历史文化滥造现象,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有的拾取古小说中那些迎合世俗的非道德的与民族精神相悖的糟粕,加以渲染发挥,设计构思,然后开发出一个个所谓文化旅游项目或景点。像有的地区大打《金瓶梅》牌,争相建造《金瓶梅》景区,甚至将该书中虚构的淫棍恶少西门庆之流奉为值得效法的善于经营、具有经济实力的楷模。如此荒诞无稽,怎不令人啼笑皆非。《人民日报》(2006年7月21日)、《解放日报》(2006年7月26日)等,都对此举作了淋漓尽致地披露与剖析。权威媒体的痛砭之言能否生成指点迷津之效,暂不得而知。但愿相关地区的决策者们迷而知返,能以冷静、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代的过失,而让后代指责我们的愚味、无知和无能。

如果说上者还有所本的话(尽管荒诞无稽),那么,有的连古小说一类的蓝本也没有,硬是凭着主观臆造出的纯属子虚乌有的“史实”(都未置“据传说”之类的遮掩之辞)闭门而造。像鲁南地区有一“浮来山”,此山虽说不高,却因南北朝时文论大家刘勰曾在此埋头校经,从而使其具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并且又独具“世界银杏第一树”的自然奇观,致使此山享誉海内外。不论对弘扬历史文化而言,还是从发展旅游业的角度考量,只要对原遗迹保护好,宣传到位,都会收到好的效益。即使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也应以原来的历史遗迹和独特的自然景观为基础,做到修旧如旧,当然也可以科学合理地运用一些现代表现手法,最大限度地再现当年的历史画卷。但决不能背离事物的客观规律,凭空想象,去搞些画蛇添足式的新的“文化景点”。最近,我得便重返“浮来山”,给人的印象是今非昔比,该山东麓的“朝阳观”得以修复,恢复了集儒、道、释于一山的缺失。但在和谐之外,又多了几分不和谐的音符。那新建的据说是象征人们向往福文化的“福字塔”,同凝重的人类智慧结晶的儒、道、释文化相比,显得是那么浅薄、蹩脚。在同当地文物专家交谈中,得知他们也多有微词。

无独有偶,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头”,因欲求长生不老之术的秦始皇曾东巡于此及其独特险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光而驰名。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人又在临近处辟建了天然动物园,从而使历史文化与大自然优势互补,交相成趣,美不胜收。然而人们又别出心裁地搞了个什么“福如东海景区”,据初游者讲,有的作品实在观之不雅,粗俗不经。冲淡了原有的历史文化底蕴,破坏了原有的自然风光。

还有的不顾实际情况,大打名人牌,搞重复建设。历史名人,包括一些明君贤臣,他们的德行操守,他们的超人智慧及其光辉业绩,他们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及深远影响,都值得我们去彰显,去弘扬。对于这些人,只要不背离历史大体,当然可以为其修造纪念馆、纪念地之类的历史文化景点,以供人们鉴赏,寓教于乐。但有的地方并非如此,本来那里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十分丰厚,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十几处,更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景色,在当地政府的正确决策和支持下,经文博工作者二十几年的努力拼搏,已将此处营造成了闻名遐迩的博古知今和游乐观光的胜地,并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好成绩。奇怪的是,人们又在本来不宽绰的弹丸之地又另起炉灶,重复建设。甚至假托唐朝某女皇到此之名,兴建了亭台楼阁,工程之浩大,气派之壮观,可与北京某些古建相匹比,明明是今人所建,却偏称为唐代之物,还大言不惭地称:从这里可以“探索文化渊源”。意在为其“杰作”增加光环,以吸引众多的游客。凡知情者无不嗤之曰:“造假,吹牛!蒙骗游客!”试想,在交通工具落后的唐朝,一个很有作为的女皇会千里迢迢到此一游吗?我查遍史书包括地方志,均无此记载,我真佩服造假者的胆量和想象力。

另外,在著述方面,炒熟饭、粗制滥造的不伦不类之作也不少。这无非是为攫取名利罢了,也是人心浮燥,对历史责任心淡漠的表现。

在举国上下都在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形势下,我们非常有必要对这股滥造历史文化之风予以反思、厘正。

二对滥造之风的评议

(一)必须对滥造历史文化之风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认识。

第一,劳民伤财。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若加上欧洲的古希腊、罗马应为六大文明古国),但能够维系五千多年的文明而不墜者,唯有我们伟大的祖国。所以,如论历史文化资源之丰厚,世界上少有能与中国相匹比的。每个炎黄子孙都应为此感到自豪,都应该像爱惜自己的生命那样去珍惜她。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为了保护和利用好这些神圣的不可多得的资源,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我们的责任应该是,并且也只能是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保护和利用好列祖列宗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

然而,一些人不以为然,认为着力点放在历史文化上是守旧、保守,他们觉得,为古人守着不值。于是,他们以“开拓”、“创新”相标榜,随心所欲地建造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文化旅游项目”,以此作为他们的“政绩”。为此,他们不惜代价,大慷国家之慨,动辄耗资几千万,甚至以亿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综合国力虽然空前增强,但比起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的贫穷落后地区为数还不能算少,需要建设的项目还很多,急需用钱之处还很多。即使国家再富裕一些,也不能大把大把地枉花冤枉钱。在干事创业过程中,成功者的普遍做法和他们的经验是:凡有利于事业的发展,花钱再多也不为过;凡对事业发展不利者,花再少的钱也不应该。国家之所以投上亿元巨资协助“南海1号”(南宋)沉船的打捞,是因为该船装有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专家们称其价值可同西安兵马俑和北京故宫相比。这对于那些滥造恶搞历史文化的人来说,难道不应该深思吗?你们搞的那一套价值何在?

须知,归根结底,国家的钱财是亿万人民群众用血汗和辛劳挣来的,胡乱花钱实际上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是言,虽已过二千多年,但对今人今世仍不失其警戒与借鉴作用。

第二,误导世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真假、优劣之分,历史文化也是如此。那些假冒的、劣质的“文化产品”往往以假乱真的面貌出现,对那些好奇而知识面又欠广博、尤其历史知识贫乏的人而言,则很容易受骗上当,信以为真。同劳民伤财相比,误导世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大,甚至是无法估量的。如果滥造恶搞之风不刹,假冒、劣质“文化产品”不破,中华民族五千余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必将受到玷污。

自那些不经之作纷纷登场之后,就观众感受的状况言之,可谓喜忧参半。喜者,假货必遭社会遗弃的命运已现端倪。安徽黄山市西溪南村建造的“金瓶梅遗址公园”,今年“五一”节开张伊始便遭冷遇即是一例。因为西门庆的牌子太臭了,容易被人识破;忧者,有些假货颇受一些人(甚至包括某些媒体)的青睐。原因有三:一是造假者所选的不仅是历史上的真人、名人,而且还是好人、有作为的人;二是编造的几乎是天衣无缝,难以被看穿;三是一些人知识面比较狭窄,尤其缺乏历史知识,容易被忽悠。

在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目下国人读书学习之风的式微。

早在2004年12月16日-18日《今晚报》就惊呼“国人读书率下降”。称,两年一度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书倾向抽样调查发现,5年来国民读书率持续走低,以识字者总体样本计算,2003年比1998年下降了8.7个百分点。而国民中有读书习惯的只占到5%左右。

慕毅飞在《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9月8日)撰文,指出国民阅读存在着三大尴尬:一是最该读书的时候没人读书。要实现现代化,就要提升国民素质,要提升国民素质,不能不读书;应对知识经济的到来,不能不读书;传承历史文化,建设先进文化,不能不读书;要实现民族的振兴,更不能不读书。该读书的时候,国民读书率却跌入低谷。二是最该读书的人不读书。这主要指大、中、小学生而言。三是最该读的书没人读。不少人是为应试而读,此外,便是简本、戏说、低俗、武侠之类受青睐。

中国素以典籍浩如烟海著称于世,勤于著书、乐于苦读,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那么,目下为什么会出现国民读书率下降和阅读尴尬的现象呢?有论者认为,人们生活、工作节奏日益加快是阅读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有的学者分析道,生活、工作紧张不见得会直接导致不读书,人心浮躁、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才是读书的大敌。不少人的阅读是为应试、出国、职务职称的晋升,目的一旦达到,便弃书不观。打打麻将、唱唱卡拉OK、洗洗桑拿之类,自然比读书——尤其高品位的传世经典要逍遥得多。另外,媒体的多元化也是导致读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有些青少年几乎是以看电视与上网替代了传统的读书看报。如此这般,要想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尚读风气式微,人们的素质难以提高,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不强,导致了滥造历史文化之风的盛行,这不仅是民族的悲哀、中华五千余年文明的悲哀,而且对于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也是危害匪浅的。

(二)风源探析

对于历史文化的滥造之风,必须探其风源,要用全方位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历史文化滥造之风的源头作为客观的探析,以裨益于这股风气的纠正。不知风由何起,焉谈风气之正。

第一,背离科学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我们党的伟大号召,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布署。当前,这一反映以为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理论已成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但是,要想实现时时处处都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想目标,仍是任重而道远。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至少应该做到两条:其一,实事求是。不主观、不盲目。谦虚、谨慎地不随心所欲地去作决策,去做事情;其二,以人为本。即不仅要考虑人们的现实利益,还要为人们的长远利益着想。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利益,更应考虑到社会效益。

对历史文化的滥造现象,恰恰背离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法则,而不能不表现为它的急功近利的随意性。

第二,利益驱动。马克思认为,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和千变万化,归根结底,都要落脚于经济利益。关于经济利益,如大分之,有狭隘的经济利益和广泛的经济利益两种。前者只限于个人或小的集体、小的地域;后者则惠及全民族、全社会。前者以急功近利为特征;后者则具长远的战略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作为一种产业,正以强劲之势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我们也应看到,同其它产业相比,旅游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旅游业主要是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如名山名水等)与涵泳广泛的凝重的令人回味无穷的历史文化(主要包括历史名人、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的历史遗迹等),吸引着热爱大自然、渴求知识的人们,从而,不仅收到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社会效益,而且也会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当然是长远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效益。

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些人多的是功利主义,少的是理性思考,在利益的驱动下,置历史文化的科学性于不顾,不惜耗费巨资建造一些“文化景点”与旅游项目,以获取暂时的经济利益。从长远看,这种盲目的违背科学发展观的投入与开发,其效益只能是短期的得不偿失的。安徽“金瓶梅遗址公园”刚开张便遭冷遇,便是一例。如果说这又是一次花钱买教训的话,那么,此类冤枉钱我们花得太多了。

第三,知识贫乏所致。综观错误种种,有些人虽然知识不可谓不渊博,理论掌握得也不可谓不娴熟,但由于想问题的观点、角度有误而做了错事的情况是有的。不过,在那些滥造恶搞的“文化景点”中只任选一两项,便不难发现,制造者不仅考虑问题的观点、角度不端,而且也欠缺最起码的历史常识。其原因当然与国民读书率下降不无关系。实际上,读书人还是有的,专家学者也不乏其人。假如决策者们能够做到礼贤下士,多多听取他们的意见,恐怕此类常识性的错误就不会出现了。

第四,决策失误。这应该是相关地区领导者的责任。何以见得?如果不经领导决策或审批,操作者即使有此心,亦无此胆。

日前,《中国青年报》(2007年6月7日)载椿桦所撰短文《有些官员为何不读书爱“学习”》,称,一些官员之所以疏于读书,固然与“文山会海”和穷于应酬不无有关,但这不是实质性的原因。质言之,读书不如“学习”来得实惠。所谓“学习”,即指浩浩荡荡的干部队伍成批成批地到世界各地“考察学习”;国内各旅游景点也总是活跃着大小官员们的身影;在一些高校的研究生班,爱学习兼爱文凭的领导干部们也不计其数。显然,如此的“学习”,自己既不用付出什么成本,又能获取巨大的实惠,何乐而不为。至于传统的“学而时习之”,那可是需要苦坐“冷板凳”的付出心血的活儿,然而,那却是成大业者的必由之路。

《论语·子路》有“一语能兴邦,一语能丧邦”之谓,这就是向人们昭示决策的重要。大则治国安邦,决策正确与否,关乎国家的成败兴衰;小到干事创业,决策正确与否,关乎到事业的成功还是失败。回顾历史,不管是古代还是近现代,这方面的例子枚不胜举。怎样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决策失误?这就要求决策者具有丰富的智慧和明辨是非及准确的推断能力。同时,还必须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虚心听取采纳来自各方面的合理化建议,真正做到集思广益。智慧从何而来?一靠读书学习;二靠实践经验的积累;三靠群众路线,俗云:三个臭皮匠,赶上诸葛亮,此之谓也。

第五,赏不当功。赏不当功,罚不当罪,历来乃安邦治国之大忌。因为赏罚不公不仅颠倒了是非功过,而且更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起到错误导向的负面作用。尤其赏不当功,可直接导致功利主义的滋生。所以说,“为国之本,在于明赏罚”。①明赏罚,首先就得明是非,知功过,正所谓“是非明而后可以施赏罚”。②

在这里,有必要对功利主义(也包含了功)作个简单分析。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无产阶级也讲功利主义,他们所反对的是以自私自利为其核心价值的狭隘的功利主义。今天,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彰显的当然是以民族的与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其核心价值的功利主义;对于狭隘的庸俗的功利主义不仅不能褒扬,而且还要旗帜鲜明地予以贬斥。

当前,一些地方滥造、假造的所谓“文化景点”,实际就是狭隘、庸俗的功利主义的体现。说白了,那就是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其价值在于个人的提拔与升迁。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则是国家的钱财,人民的血汗和对历史文化的践踏及对人们的误导。

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人为的文化“垃圾”,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否定与处理,反而将其视为真正的“政绩”,并予以奖励褒扬。可悲的是,某些媒体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参与炒作,甚至将那些荒诞无稽之物戴上“百佳”、“十佳”类的桂冠。这都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坚持科学发展观保护利用好历史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需要科学发展观,保护利用历史文化也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利用工作中,怎样才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呢?

(一)坚持科学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保护与开发、利用,必须坚持科学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因为只有坚持科学历史主义才能体现科学发展观,才能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唯其如此,才能避免非好即坏的片面化、绝对化的历史结论的产生。如晚清洋务运动及主要兴办人的李鸿章,我在中学到大学所接受的教育全是否定的,李鸿章是“卖国”的罪魁祸首。近几年,又有论者将其无限拔高,把李鸿章说得几乎是尽善尽美。又如,在不久前举行的“柳下惠学术讨论会”上,有论者竟然把柳下惠同当代的马克思、恩格斯相提并论。实际上,这些结论都是背离了科学历史主义的,因而都不可能正确反映出相关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本来面目。既然如此,当然也就谈不上为现实提供什么借鉴了。

(二)结论由史实得出。我们研究、开发与利用历史文化,不可避免的要对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出应有的结论,对有关历史遗迹也得有个正确的鉴别与认知。否则,我们的研究、开发与利用便只能是凭着主观想象或随心所欲。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有害。

正确的结论如何得出?换言之,怎样才能最大限量的揭示出历史的真象呢?主要两条:第一,科学理论的指导。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发与利用而言,所谓科学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的历史主义;第二,以丰富的能反映出历史本来面目的史料为基础。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随意割裂开来。比如建楼,假如没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的楼便是空中楼阁,不能千秋永固;若只是基础坚实,上层则是偷工简料,这样的楼也只能算是半拉子工程。

(三)史料要求真求实。史料固然是治史的基础,但对于所占有的史料不能盲从或绝对相信。诚如战国时孟子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③如何对待史料,著名历史学家戚其章先生曾说:“在研究工作中,不掌握材料或材料不足,固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而有时占有了大量的材料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所有材料都有真伪和精粗之分。对于那些记述不确或史料价值不高、甚至完全仿造的材料,若不仔细地加以分辨的话,研究者就往往会被引入歧途,从而作出错误的分析和推断。”④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论述人们认识的两个阶段中曾说:“要完全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⑤对于史料的广泛占有与粗精和真伪的辨析,这段话无疑起到了经典的指导作用。

仅举以下几例,可证实对所占有史料作出科学的辨析是多么的重要。

例一,关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先降后死,还是死后他人栽脏的问题,戚其章先生经过对自己所掌握的史料作了精心地分析比对,认为,甲午威海之战,丁汝昌在被困无援的情况下自裁殉国。而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在上书中却称丁汝昌是先降后死,实际上王文韶上奏的依据是牛昶炳的禀文。戚先生“用大量史实和当事人的记述证明《牛昶炳禀》之伪,从而说明‘先降后死’说纯属无稽之谈。”⑥真正的投降分子不是别人,正是牛昶炳之流。

例二,关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长期以来,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是在学术探讨中的正常现象,当然无可非议。不过,有的论者对史料的选用未免失之大意,或者说牵一发而动全局的状况也时有发生。孙建军近期在翻阅了大量关于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等原始资料及一些相关论著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心得与感受随时作了笔录,并著成《丁汝昌研究探微》一书⑦。该书以史料辨析见长,有些史料看似不起眼,但由于人们只在句读方面有误,就可得出相反的结论。《李鸿章全集》(电稿)第三册中有“丁军门来电”称:“昨由旅开,北河在前,行至大连湾东北河折回。同寄泊口内马船主过船云,我力过单,前去吃亏,无益。现回旅赶配‘定’、‘镇’起锚机。汝昌叩。”此条曾被诸多论著者引用,并将电文中的“东北河”当成地名或河流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旅顺之战发生,丁汝昌率舰仅行至东北河,仍尚未到达大连湾即折回,这不就成了丁汝昌胆小怯战的一条证据了吗?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弄清事实真象,作者仔细查考了《丁汝昌集》、《李鸿章全集》、《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三·甲午中日战争》中收录的丁汝昌、盛宣怀和李鸿章等在甲午战争期间的大量电稿,从而发现,视“东北河”为地名或河流名者,实乃标点之误所致。作者列举了十几条例证表明,“北河”非地名或河名,而是北洋海军雇用的一艘英旗轮船,以作探船、信船之用。于是,我们再将上条重新标点,便成为“昨由旅开,‘北河’在前,行到大连湾东,‘北河’折回。……”一点之差,事实性质全变,至少对欲加丁汝昌之罪者,去掉了一条口实。

(四)依文物的法律法规保护、开发、利用好历史文化遗迹。历史文化——主要包括文献资料、历史文物及历史遗迹等,是一笔毁之即灭,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笔财富的价值处于潜在的状态,人们还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改革开放以后,百废待举,百业俱兴,历史文化与观光旅游相结合,成为一项新兴的产业。为了使人们在兴业中有规可循,有矩可蹈,国家及时地制定了《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从而为文化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依法保护、开发、利用历史文化应协调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历史是一条长河,不能割断,也割不断。没有历史的过去,就没有历史的现在;没有历史的现在,也就不会有历史的未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历史演进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亦然。所谓继承,即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要搞历史虚无主义;所谓创新,不是建造空中楼阁,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再创新。两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历史文物与历史遗迹而言,所谓继承,就是将其保护好、修复好、管理好,并且要深刻发掘、感悟其所蕴含的历史内容。所谓创新,决不是再造或随意滥造,而是在保护、修复、管理好原有文物、遗迹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相关内容,诸如广泛征集有关文物、办好收藏、陈列展览、运用现代先进的表现手法、搞好社会宣传等等,这都属于在继承的前提下的创新。只有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历史文化以及以发掘、传承和广泛宣传历史文化为专职的文博事业,才会不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第二,正确认识神话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什么是神话?在中国的古典籍里,只有神话其事,而无“神话”之语。神话一词乃泊来语。高尔基曾说:“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⑧这说明神话的产生,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而不是人类头脑空想出来的。于是,当我们研究神话的起源,历史上每一时期的神话所蕴含的特定意义时,都离不开当时人类的现实生活、劳动与斗争而作凭空的推想。

由此可以说,神话的生成源远流长,它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人文性、普遍性,因而也具经典性。所谓普遍性与经典性,即凡是称得神话的,都经历了千百年的生成、发展,以至成熟的过程。不管哪一种类型的神话,它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至于那些糟粕部分当然除外)。如果有谁灵机一动,随心所欲地编造出与现实社会毫无瓜葛的所谓“神话”,在社会上是不会有立足之地的;所谓历史性与人文性,即神话产生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和驾御大自然的智慧、能力都非常薄弱的古代社会。虽说是神话,反映的却是人类社会实际存在的是非善恶。今天,人类已进入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人们智慧空前的丰富、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力空前加强的21世纪,人类对大多数自然现象的认识更为理智,自信心更加增强,因之,生成神话的现实基础早已不复存在了。于是,假如有谁还要在那里独出心裁地编造什么新的“神话”,那就分明是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然而,是绝不会得到人们认可的。

那么,有些神话是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呢?回答是肯定的。对于那些能够寄托人们的正义感和民族情怀、能够起到抑恶扬善作用的神话,其生命力是常恒的。诸如舜耕历山、黄帝造车、神农作琴、大禹治水、禹求贤人、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封神榜、那咤闹海、巫山女神、张羽煮海、钟馗嫁妹、河伯娶妻、八仙过海、牛郎织女、水漫金山、梁山伯与祝英台、沉香救母等等,都几乎仍然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祥的美好传说,有许多经过艺术再加工,至今仍受到美术界、戏剧影视界的青睐。也有的文博工作者将其开发成倍受观光者喜欢的旅游项目,如蓬莱阁的八仙过海、泰安的岱庙等。这些虽然都是神话传说,但人们从中却能感悟到所蕴含的历史真实。至于有的地方蜂拥而建的什么“阴曹地府”、“帝王宫”、“鬼城”之类,让人观之毛骨悚然,是断然不可取的。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对于历史文化,必须坚决依法予以保护。一方面,作为炎黄子孙,必须对列祖列宗负责,对历史负责,决不能做败家之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现实提供借鉴。开发利用的前提是保护好历史文化,开发利用历史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开发利用历史文化必须坚守的底线是:不能杀鸡取蛋或竭泽而鱼,决不能超越法律法规所容许的范围。现在有的地区打着开发利用或改革创新的旗号,不惜以破坏历史文化原貌和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建造一些不伦不类的“玩物”,显然有悖于保护与开发利用的辩证关系,更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同持续发展的战略背道而驰。

第四,既要抓好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历史文化的事业办好了,确能释放出巨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经济效益方面,表现形式有二。一是潜在的或间接的。即历史文化虽然以凝固的旧有的形式存在,但她的辉煌与伟大却能激起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与强烈的爱国精神,从而也就必然能充分调动人们工作与劳动的积极性,当然也便能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社会财富。二是直接的。即经过对历史文化的开发,使其凝固的旧有的形式变得生动鲜活,再现当年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以其特有魅力吸引广大观众,不仅达到寓教于游、寓教于乐的目的,而且发展了旅游业,可获得不小的经济收入。不过,我们决不能只着眼于经济利益,而淡化了社会效益。所谓社会效益,主要指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历史能资政,又能正人。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⑨同时,历史文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是优势互补的辩证统一的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利用历史文化事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历史文化的科学保护、管理与开发,从而又能使历史文化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社会效益。

依法保护、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虽然人人有责,但文博工作者的责任更直接、更重大。全国有各种类型博物馆,他们大多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较好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仅以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为例: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属于专题性遗址类博物馆,始建于1985年。该馆坐落在当年北洋海军基地威海湾的刘公岛上,馆址就设在原北洋海军提督署。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主要任务是管理保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地所属28处北洋水师旧址及甲午战争遗迹。该馆具有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所谓环境优势,即指碧波荡漾的海湾和自然景色秀丽诱人的海岛风光,刘公岛被誉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所谓历史文化资源丰厚,是指:其一,北洋海军与甲午之战及英租威海卫都是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为海内外所熟知;其二,历史遗迹达28处之多,尤其北洋海军提督署、丁汝昌寓所等清代古建筑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更有我国唯一一处有迹可寻的近代海军学校。如此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保护、开发、利用的好,不仅上对得起祖先英烈,而且也有利于现代的三个文明建设。相反,如果不顾生态的平衡,也不珍惜先人用血的代价万分有幸留下的遗迹,而去搞一些所谓的新旅游文化景点,其是非功过,世人自有评说。

甲午馆人精心地守望着甲午故地,并合理地开发利用。建馆初期,岛内外交通不畅,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难。北洋海军提督署等古建几乎都是空壳,有的还残缺不全。炮台等其它遗址,屡经战乱,一片狼藉。历史文物、图文资料也是一片空白。尤其资金的短缺,更成为开展文博各项工作的瓶颈。另外,人们文物意识与文物法制意识的淡薄,也是一种潜在的不利因素。然而,甲午馆的文博工作者们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相关职能部门的全力帮助下,在社会各界与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下,充分地利用原有的有利条件,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他们以秀丽诱人的海岛风光和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的遗迹带动旅游业,以此增加经济收入。然后,又将旅游业的收入用于历史遗迹的保护、修复和文物及图文资料的征集。于是,馆藏文物不断充实,陈展内容与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文博、旅游优势互补,相互拉动,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大好局面。

20年来,抢救保护和修复的文物建筑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已开放的总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开放参观内容由最初的一个展室、100平方米展览面积,扩大为目前的30多个展厅、1万多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0多万平方米的开放面积。到此游览的人数由初期的几万人,猛增至每年超百万,不仅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并且保持逐年递增态势。门票收入,由最初的年收入不足7000元,攀升至每年1千万以上。⑩

为了充分发挥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及其遗迹的历史借鉴作用,该馆在宣教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而激发了广大参观者的爱国热情。为了提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品位与知名度,他们同许多专家学者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并多次举办学术讨论会,撰著出版了多项学术论著,多次荣获市、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0几年来,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已经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该馆以皎人的成就蜚声海内外,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与肯定。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题写馆名,李鹏、乔石、刘华清、田纪云、李岚清、吴邦国等11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为该馆题词。同时,还先后获得国家文化部、人事部联合表彰的“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国家教委、文化部、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国家文物局、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命名的“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宣部评选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宣部、人事部、民政部、文化部联合表彰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单位”以及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报》授予的首批“中国旅游知名品牌”等荣誉称号。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实践表明:要取得历史文化事业的成功,没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与关怀不行;背离科学发展观不行;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严格制约不行;只偏重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不行;没有以人为本的和谐的团队精神也不行。这几方面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缺失任何一环,都将失去平衡,而影响到事业的全局。

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出的光辉灿烂的优秀历史文化,必须得到全面继承与大力弘扬。而对历史文化的滥造恶搞之风,必须坚决刹住。这是炎黄子孙所应担负的最起码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响应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出的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号召,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①宋·苏轼:《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刻札二首》。

②宋·王安石:《九变而赏罚可言》。

③《孟子·尽心下》。

④戚其章:《治史琐谈》。载艳国主编:《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518页。

⑤《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4年4月第1版,1967年11月改横排袖珍本,第268页。

⑥同④,第519页。

⑦孙建军:《丁汝昌研究探微》,华文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

⑧高尔基:《苏联的文学》。

⑨唐·吴兢:《贞观政要·任贤》。

⑩具体数据参见戚俊杰主编:《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5年2期,第6页。

(作者:山东省历史学会、孔子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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