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记华 于晓明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记录航海日志乃海军平时、战时相当重要的一项业务。日志中实时记录舰船航行、停泊、训练、作战等全部活动,乃至舰船状态、气象状况等第一手数据,是搜集海洋航海资料、积累官兵航海经验、提升官兵战训素养、以及考核官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而西方国家海 ...

关键词: (暂缺)

记录航海日志乃海军平时、战时相当重要的一项业务。日志中实时记录舰船航行、停泊、训练、作战等全部活动,乃至舰船状态、气象状况等第一手数据,是搜集海洋航海资料、积累官兵航海经验、提升官兵战训素养、以及考核官兵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因而西方国家海军无不高度重视航海日志的记录与整理。中国近代北洋海军几乎完全脱胎于西方海军,其规制操章、日常定例,多借鉴遵循西方海军成例,航海日志无疑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规制。

然而,北洋海军的航海日志究竟是何样式?包含什么项目?记录哪些内容?如何规定管理?这些问题,以前因史料记载之缺乏,以及实物例证之缺失,均难作翔实描述。近来随着一些相关史料的陆续发现,尤其是《“定远”航海日志》资料的面世,使我们得以略窥其基本面目,并可藉此廓清对某些问题的模糊认识。

一、北洋水师时期的航海日志

1888年10月正式颁行全军的《北洋海军章程》,是北洋海军所遵循的最主要军规条例。其中第十二款《简阅》载明:

“海军各船大副、二副等,应逐日轮派一人,将天气、风色、水势及行泊时刻、操演次数,凡有关操防巨细事务,概行登记日册;管轮官将机舱内轮机迟速,日用煤、油各料若干,并有无事故,亦概行登记日册;由管带官随时稽察。”①

由此看来,日册分别为驾驶日册、轮机日册两种,航海日志应该是指前者。那么,北洋海军成军之前(即“北洋水师”时期)有无航海日志呢?

通过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88年5月31日)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致天津北洋支应局总办朱伯华的信函,可知《北洋海军章程》颁行之前,北洋水师已经实行记录航海日志这一各国海军普遍通行的规范了。信函全文如下:

“昨奉相札,部议补发定、镇、济所垫公费并须补送日记一案,尊处当已奉到行知。惟查补发三舰亏垫公费一节,经罗稷臣会商,以核对款目,当将三舰由十一年十月起至十二年四月止未加公费以前日记、及所用公费各项开摺,统送贵局核办在案。嗣三舰所呈海军衙门日记,系由十二年秋季起方按季造送,惟记中只载行船等事,未曾叙及公费用项一层。此次部查日记,若照海军之式一例造送,用费无以核起,再更新式,又与海军日记两歧,转为不妥。兹令敝军林营务处及济远方管带来津,商请钧裁。[能]禀请咨复,总以不必造送为妥。若必须遵照部议,应如何办理方臻妥贴之处,当望详细示知,以便遵办。”②

该函澄清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三舰是有航海日记的。第二,定、镇、济三舰航海日记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秋季开始,按季度造送海军衙门。此前,其他军舰似乎尚未将航海日志按季报送海军衙门。第三,北洋水师航海日记是“海军之式”,“记中只载行船等事”,并无海军衙门所要求的“叙及公费用项一层”。

一个月之后,丁汝昌再次致函朱伯华:

“兹送呈管轮、驾驶日记各两本,系敝军每月造呈海军衙门、中堂处两种底式。其呈中堂者,内开官弁人等花名,均据当时现有人数开列,与饷册一样,非照额设数目,敢祈详察。”③

函称管轮日记、驾驶日记各两本,可知两种日志格式内容之不同,亦与此后不久颁行的《章程》规定相符。航海日记系“每月造呈海军衙门”,与前函“按季造送”相违,究竟以何者为是,待考。再者,报送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报送海军衙门者,两者内容有别,“呈中堂者,内开官弁人等花名”。为何作此差别,用意不得而知。

二、北洋海军《航海日志》的样式与格式

北洋海军航海日志,至今我们还无缘得见形象直观的面貌。倘如丁汝昌信函所示,那么在海军衙门和北洋大臣衙门档案中应有存件;遗憾的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目录中,没有查到这些航海日志的踪迹。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最近在《满蒙杂志》④上发现一篇《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的文章,文中对“定远”航海日志有较为详细的描述,藉此可基本再现北洋海军航海日志的原貌。

此日志记录的是光绪二十年四月(1894年5月)三十天内关于“定远”舰的活动情况,主要内容是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对成军后的北洋海军进行第二次大阅,“定远舰作为北洋舰队旗舰,由丁提督乘坐,率领南北洋舰队从威海卫出发抵达大沽,迎接检阅使李鸿章,护卫其座船巡航旅顺、大连、威海卫,同时作为舰队接受检阅的活动情况。”⑤

《“定远”航海日志》系按月装订成册。规格长一尺二寸五分(约合41.66厘米),幅宽八寸五分(约合28.33厘米),大致与现今的A3纸等大,用宣纸装裱而成。封面使用稍厚些的宣纸装裱,采用中国传统的右侧竖装格式,封面“靠左侧贴着细长的红纸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题签纸,上面用黑色印刷“北洋海军管驾日记”字样,“北洋海军”与下面的“管驾日记”之间留有空白处,用毛笔填入“定远”字样。向右打开封面,里面是扉页,质地与封面相同,上方是横排的“北洋海军兵船”,其下是竖排的大大的“管驾日记”,均用木版印刷,红色字⑥。封面与扉页文字的大小、字体均不详。日志是横长式还是竖长式,文中并未载明,不过,根据毛笔的竖式书写习惯以及日志繁多的项目排列,以横长式可能性为大。“管驾”有驾驶航海之意,故“管驾日记”即为“航海日志”也。

日志的内页,即记载日志的部分,是用比封面稍薄些的宣纸。以右、左相对的两个页面,作为一天日志的单元空间。所有栏目内的文字均竖排、用红色木版印刷。右页纸的上部,并列十个项目:值更官员姓名。船程(速力)。船向(航向)。罗经铁差(磁针自差)。风向。风力。天色(天气)。下风差(风压差)。寒暑计(气温)。风雨表(气压)⑦。各项均纵向布局,各项下面的空白记录栏内,除值更官员姓名栏之外,其余都用横线划分成格,可分别按每个小时记入。右侧栏外单独设有一栏,记入月日以及军舰的位置。左页纸占上面三分之一页面的栏内,纵列十个项目:经度。纬度。直路方向。直路程(实测航行距离)。潮流方向。潮流程(潮流速力)。共行程(航行距离累计)。罗经气差(磁偏差)。直方向。直距离(直线距离)⑧。下面的三分之二页面,则为记事栏。

“因为该日志在尚未记录使用之前曾经被水浸泡,所以用红色木版印刷的各页几乎全部被墨水洇红了,文字、格线也大部分变得模糊不清。日志就在这样模糊的纸上,用毛笔书写着堪称一流的、笔画端正的秀美汉字⑨”。

该日志表明:其一,采用木版印刷,是因规格样式划一,使用数量多,需要批量制作。其二,封面题签“北洋海军管驾日记”字样是印刷而成,而“海军”与“管驾”中间留出空白,以填写舰船名(如“定远”即为后来用毛笔填入),可知舰队各舰船均统一使用此种航海日志。

三、《“定远”航海日志》选录

“定远”铁甲舰因其作为北洋海军旗舰,其航海日志最具代表性;而甲午战争爆发两个月前、以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为主要内容的“定远”航海日志,其史料价值也就不仅仅局限于航海日志样式的范畴之内了。

“定远”舰在光绪二十年四月份(1894年5月)的行动,从四月四日(5月7日)至四月十四日期间,参加李鸿章校阅海军的活动;从四月十五日至月底,则一直碇泊威海卫。在此,笔者选录校阅期间两天的“定远”航海日志,俾使研究者有所明了。

1、光绪二十年四月六日(1894年5月9日)

从大沽向旅顺进发

值更官员姓名朱声岗、沈寿堃、高承锡、蒋拯、林高升。

船程每时七浬乃至八浬。

船向:从午后二时到五时东二十二度南。

从午后五时东八度西。

罗经铁差

风向东北(每有变化都有记录,摘录概略,以下同)。[笔者注:日志中括号内说明系原文作者所注,以下均同]

风力一乃至三(每小时都有记录,摘录概略,以下同)。

天色

下风差

寒暑计一六乃至一九度(同上,以下同)。

风雨表七六O乃至七六三(同上,以下同)。

记事午前四时五十分,检阅使乘坐的“海晏”轮抵达,各舰升军舰旗,鸣放礼炮。四时五十五分,“海晏”轮下锚。九时教练。午后一时八分开始起锚。一时二十五分起航,航向东二十二度南。投入航测仪。四时航测十九浬。四时五十分,航向变为东八度南。八时航测五十二浬。十二时航测八十五浬。⑩

值更官员身份经考证罗列如下:朱声岗,驾驶大副,光绪十七年以千总升补守备。沈寿堃,枪炮大副,光绪十九年花翎补用守备。高承锡,炮务二副,光绪十九年以千总船械三副升补守备。蒋拯,船械三副,光绪十九年以守备五品军功尽先拔补千总拔补千总。林高升,官职、衔级不详。据此可以验证,驾驶日志值更军官包括驾驶、枪炮、船械方面,职级从大副到三副,衔级因舰船大小而有差别。

当天的航海日志,完整记录了该日“定远”舰全天的所有活动,主要侧重于本舰航海等专业数据的采集记录,计量精确、记录准确。而右页的“罗经铁差”和“下风差”、左页的上栏各项目,包括本日在内的一个月之内,均空项不填。究竟是何原因?或许只有那些值更军官们才能回答了。此外,“天色”(注:即天气)一项,前面介绍的日志右页上无该项,当天日志右页中也未列,但其后的日志中却均有该项,另参考“济远”航海日志格式,确实存在该项,因此日志中补齐“天色”一项。

2、光绪二十年四月七日(1894年5月10日)

碇泊旅顺

值更官员姓名(几乎是同一些人,以下省略)

船程每时七浬乃至八浬五。

船向:午前零时东八度南。

七时北八十度东。

八时北七十度东。

北四十六度东。

北十一度东。

罗经铁差

风向东南。

风力一乃至二。

天色晴、阴、雨。

下风差

寒暑计一一度乃至一五度。

风雨表七五九乃至七六二。

记事午前四时航测百二十浬。

七时三十五分变为北八十度东。

八时航测百五十五浬。

八时十三分变为北四十六度东。

八时二十三分变为北十一度东。

八时三十三分航测百六十浬,半数航测器取上。

九时抵旅顺下锚。

“海晏”轮进港,各军舰升旗、鸣放礼炮。

午后二时南北洋舰队五舰巡航大连湾。

二时四十五分开始起锚。

四时在港内白玉山下碇泊。(11)

该日志“值更官员姓名”项下原来均有值更的军官姓名,但在资料来源文章中被原作者省略,括号内说明系原作者所注,因此在下面的日志中,此项只能缺如,使我们难以弄清值更班次安排、轮换周期,殊为遗憾。

四、兼考“济远”航海日志

《“定远”航海日志》,是北洋海军航海日志的一个典型标本,其发现不仅可填补北洋海军航海日志之空白,且有助于廓清某些模糊认识。

此前,据称曾经发现北洋海军“济远”舰的部分航海日志,时间是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1894年7月25日、26日)两天,恰恰是甲午丰岛海战发生的日子。研究者以此航海日志为信史,作为第一手资料多有引用,甚而以此为据,证明方伯谦丰岛海战如何机智勇敢善战(12)。那么,“济远”航海日志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究竟如何?不妨将其与“定远”航海日志作一番比较,便会得出不同以往的结论。

如前所述,北洋海军航海日志是按统一格式印刷并装订成册,每月一册,而并非单张使用、事后再装订,《“济远”航海日志》自然也不应例外。此点很重要。然而发现的《“济远”航海日志》,却只有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天,那么,整个六月份的整册日志,其他二十八天的日志哪里去了?因为是装订成册使用,散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再者,航海日志由海军稽核部门统一保管存档,即使因战争流落外间,也必然整册保存,单单把丰岛海战这两天从整册日志中裁割下来的可能性极小。因此,该《“济远”航海日志》的来历大有可疑。

再来比较一下两份航海日志样式、项目以及记录内容等方面的差异。航海日志须全程实时记录本舰全天的活动,军舰航行时,须记录船程、船向,记事栏内还有测速等等,这些都可由《“定远”航海日志》得到明证。而六月二十三日的《“济远”航海日志》中根本没有“船程”、“船向”两项,虽然有“风力”、“寒暑计”、“风雨表”等项,栏内也是没有记录内容,完全空缺(13)。这些“定远”日志中每日必填的常规项目,“济远”日志却不填写,与常理不合。而“记事”一栏,只记到丰岛海战结束,海战之后的航行数据皆无;且记录战况,不记己方舰船损毁、人员伤亡情况,反记敌方损伤情况(14)。试问:我方并未近距离察看敌舰,敌方损伤之详情,何由知之甚确?于事于情于理均相悖。

戚其章先生在专著《走近甲午》中,对照分析了《“济远”航海日志》与《冤海述闻》两份资料,得出两者均出自同一人之手的结论(15),然《“济远”航海日志》其真实性如何,似乎并未论及。笔者分析认为,其真实性大有问题,该日志并非原始的“济远”航海日志,而是某人为了溢美方伯谦而于事后煞费苦心炮制出来的。是故海战当天的日志记事较详细,但诸如“船程”、“船向”、“风力”、“寒暑计”、“风雨表”等多项常规数据,因事过境迁,无法如实填写,只得或缺项或空项;而海战次日的日志,则因对方伯谦的评价关系不大,故仅有的左页记事简而又简,右页的内容则干脆全部省略(16)。这些破绽,既是炮制者事后杜撰所难以避免的,也恰恰是炮制者功利心态的不经意流露。不过,因日志的炮制者极有可能是当年的北洋海军军官,所以对日志的格式还是有所依凭的,从这个层面而言,对于复原北洋海军航海日志,倒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①《北洋海军章程》之第十二款《简阅》,影印本。

②《丁汝昌集》之163《致朱伯华》,第93页;戚俊杰、王记华编校,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③同上,171《致朱伯华》,第98页。

④《满蒙杂志》(日文),《李鸿章检阅海军日记与“定远”军舰航海日志》,作者千曲次郎,第108—115页,1937年10月刊,国家图书馆藏书。承蒙北洋水师网站站长陈悦先生提供。

⑤、⑥、⑦、⑧、⑨同上,第109页。

⑩同上,第111页。

(11)同上,第112页。

(12)《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之方俪祥《从作战时间看方伯谦问题》,第445页;林伟功、黄国盛主编,知识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13)《走近甲午》第四章《黄海海战》,第259页;戚其章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14)、(16)同上,第260页。

(15)同上,第275页。

(作者:王记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于晓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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