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学莲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继1984年、1994年甲午战争90周年、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2004年9月,由中国历史学会、山东省历史学会、威海市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刘公岛管理委员会、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承办的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威海隆重举行。与 ...

关键词: (暂缺)

继1984年、1994年甲午战争90周年、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2004年9月,由中国历史学会、山东省历史学会、威海市人民政府主办,山东社会科学院甲午战争研究中心、刘公岛管理委员会、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承办的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威海隆重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北洋海军及甲午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进一步探讨,为了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可喜成果推向学界、推向社会,戚俊杰、刘玉明二位教授和有关专家学者一起对每一篇论文作了认真的审阅、讨论,编纂出《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由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正式出版发行。全书61万字,共收录论文50余篇。细细读来,犹如驾书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又如得高僧点化,耳目一新,心智顿悟。读此书,获益匪浅。我的收获,择其要者主要有如下两点:

一、《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代史上,艰难缔造的北洋海军,其实力一度居远东首位,使各国皆刮目相看。但其兴也缓而衰也忽,其成也难而败也易。其兴衰史虽已成为历史陈迹,然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又是明天的历史,历史与现实从来都是紧密联系的,正如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所言:所谓的历史就是现代史。因此,北洋海军兴衰史,仍值得今人深刻反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也正是《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问世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有助于正确认识日本右翼势力的虎狼之心,进一步提高对日本政治军国主义的警惕性。书中许多专家都认为,日本扩张意识和侵华思想由来已久,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中国历史上,日本也确确实实是祸害中华民族最深最久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由于历史、现实和地缘等原因,日本国家扩张意识根深蒂固,军国主义至今仍阴魂不散。右翼势力利用社会上尚存的狭隘“民族精神”和“国家至上”观念,肆意篡改历史,颠倒是非。近年来,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事法制”三法案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向仍处于战争状态的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修改历史教科书,参加导弹防御计划,国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在我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权益问题上一再做手脚等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和平宪法”已近乎一纸空文,正在向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方向迈进,虎狼之心昭然若揭。因此,研究甲午战争史,反思历史教训,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文化的侵略本质和极大危害,以警示国人,意义十分重大。

(二)有助于正确认识中日海洋权益之争,进一步强化海权意识。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反复证明:落后的海洋观念最终导致了有海无防,有防难固。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中国欲拒外敌,必先强海军,强海防,并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就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海洋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海权理论还是一个生疏的概念,海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还没有被绝大多数国人所认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勉强创建起来的北洋海军自然不会有一套与海洋炮舰时代相协调的军事理念;自然“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也就不足为奇;自然官兵训练不精与军事素质低下,也在情理之中;自然北洋海军最终逃脱不了全军覆没和战争失败的厄运。

反观当时的日本政府,海权意识强烈,“为了入侵中国,不惜投入大量经费加紧整军备战。从1883年起,其海军经费逐年递增,至1890年,军费总开支占财政预算的30%,1892年则高达41%”(书中第657页)。总之,海洋观的差别是中日甲午海战胜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几乎已成为书中大多数论者之共识。

历史进入到21世纪,海洋地位日益上升,它不仅是承担世界贸易运输80%的重要通道,更是未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宝库,开发海洋成为各沿海国家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条件,对于我国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当前,我国的海洋权益还得不到有效维护,在我国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部分海域,程度不同地受到来自沿海周边国家的染指和侵占,海洋资源正在遭到掠夺和破坏,上百个外国的钻井平台在抽取着本属于我们的黑色血液。特别是在钓鱼岛归属和东海大陆架划分问题上,中日海洋权益斗争日趋激烈。中日海洋权益斗争的实质就是中日国家战略发展之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我们不能因为爱和平、争取和平,而置国际公认法理于不顾,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在捍卫国家海洋与国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含糊。

(三)有助于牢记国耻,进一步促进民族精神的焕发。甲午一役,中国惨败。《马关条约》签订,割地赔款,耻辱空前。谭嗣同说:“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知耻而后勇,引用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先生在甲午战争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段话:“恩格斯有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讲,甲午战争的惨败当然是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但是,中国人民在逆境中奋起,中华民族在患难中图强。正是甲午战争的创巨痛深,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精神的觉醒,激发了爱国主义的高扬……当人们从血泪斑斑的甲午痛史中走出,置身于甲午战后中华民族新的觉醒浪潮中,改革和革命的巨大力量便如排山倒海一样冲击着历史因袭重担的种种污泥浊水,社会正是在这种狂飙巨浪中飞速前进。”

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的出版,是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研究中结出的又一颗硕果。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辑录了哪段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为甲午史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争鸣的平台,必将对今后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必将对扩大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研究成果传播,提高国人的人文精神素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的创新精神

历史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之一在于为现实提供借鉴。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国内的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学术研究日渐活跃,研究成果屡有突破,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入。历史进入到21世纪,新时期的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研究应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在科学治史观的坚持、历史资料的新发现、历史真相的新揭示、历史现象的新分析等方面,都很好地体现了可贵的史学创新精神。具体言之:

一是拓宽了领域。书中许多学者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与方法,不仅对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事件本身的成败继续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且从战前与战后、国内与国际多角度多层面,广泛考察了与之相关的其它史实,从而更便于从宏观上把握这段历史的规律性。如有的学者探讨了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的军事变革问题。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军事观念就开始发生变化,从而成为北洋海军创建的前提。但由于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没有实行相应的政治、经济变革与之配合,注定了北洋海军在军事变革的道路上不会走得太远。除了讨论北洋海军及海战的相关问题外,有的学者还就甲午陆战失败与晚清陆军军事教育的关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甲午陆战的失败是晚清陆军军事教育的重要转折点。又有论者探讨了甲午战争前后社会文化和内外政策问题。他们深入考察和论述了日本幕府及明治时代侵华思想的出现和演变,可以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理论宣传、文化渗透对国民主流意识形成的教化作用,对今天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无启发。有的着重对甲午战争前后的洋务运动思潮和维新思潮进行了探讨,指出:经过甲午战败,洋务运动不是“彻底破产”了,而是走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战后,“变法图存”渐成国人之共识,不但维新思潮的社会基础扩大了,而且国人由单纯学习西方的器物开始转向学习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尤其对康有为、谭嗣同等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从社会科学的层面,切中了人类社会问题的要害,见解很是精辟。也有的学者探讨了相关的英国之“中国舰队”和朝鲜东学党农民战争问题。《甲午战争前英国远东海军“中国舰队”在华之活动与影响》一文所涉,在国内是一个很生疏的问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王家俭教授依靠多年积累的资料,对英国之“中国舰队”的成立、在华活动的过程及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韩国学者朴孟洙先生也深入细致地探寻了以往被人们忽视的朝鲜东学党农民战争及其相关问题。

二是深化了认识。学术研究的生机与活力在于不断创新。如甲午和战之争是人们熟知的话题,似无新意可求,其实不然。著名历史学家戚其章先生对此进行了再探讨,论述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的关系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认为和战之争只是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帝后两党之间的斗争形式,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完全联系在一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同时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和不一定全错,主战也不一定全对,其见解之精辟,令人叹服。又如,关于对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揭露和批判问题,日本学者中塚明先生本着一个史学家的良心与公正,借助大量史实和政府公开的资料,对流行于日本的“明治荣光论”和伪造历史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日本史学界,中塚明先生虽然势单力薄,但是,正义的呼声一定能够引起中国人民乃至日本人民深深的思考。另外,有论者从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角度和北洋海军败没的史实,辩证地论述了中华民族以“和”为最高价值取向的失与得,堪称真知灼见。

三是人物研究扩大了范围。历史人物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对历史事实的探究和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评价的过程。以往的研究多拘泥于对李鸿章、丁汝昌等几个热点人物的评价,这次除对以上人物继续深入研讨外,更涉及到王懿荣、李秉衡、张荫桓、伍廷芳、黄乃模、陈炽以及洋员汉纳根等众多人物的评价。即使对李鸿章的评价问题,有论者认为也切不可免去那样简单地以“卖国贼”送与李鸿章而一说了之,其活动中代表的社会思想和历史根基,应不断给予发掘;有论者甚至认为,李鸿章在当时清王朝中,是最具有国际眼光、最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大臣。甲午战争中,他一切奉旨行事,只是由于一味避战求和、妥协退让的性格,做了清王朝的替罪羊而已。也有论者称李鸿章是近代教育改革中前所未有的第一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不妨慢慢评判。又如,有的学者以新开掘的史料对伍廷芳与张荫桓在甲午战争期间的是非功过给予了考证和论定。过去对类似这些人物的研究不多,而这些人物在甲午战争前后的作为深入研究的展开是不可或缺的。

四是具有强烈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境界。纵贯全书,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论者编者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生活的一种厚重的责任感,他们对历史资料苦苦追寻,对历史悲剧沉痛反思,对爱国志士的赞颂,无不是为了给今人今世提供可贵的借鉴。

还是那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与所有读者共勉!

(作者: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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