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玉明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史学观,是历史学家的灵魂与统帅。史学家的史学观正确与否,不仅关乎到他的史学工作实践能否按照正确的方法与方向进行运作,而且更关乎到史家所探寻和研究的历史诸问题能否最大限度地反映出历史的真相及其演进规律,并为现实提供真正的有价值的借鉴。戚其 ...

关键词: (暂缺)

史学观,是历史学家的灵魂与统帅。史学家的史学观正确与否,不仅关乎到他的史学工作实践能否按照正确的方法与方向进行运作,而且更关乎到史家所探寻和研究的历史诸问题能否最大限度地反映出历史的真相及其演进规律,并为现实提供真正的有价值的借鉴。戚其章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被海内外学界誉为“中国甲午战争研究第一人”。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丰硕,而且博大精深,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能以科学的史学观统领自己史学研究生涯的全过程。戚先生主要著述有15种、27篇之多。近期,他的晚清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晚清史治要》(下称《治要)》,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我有幸抢先拜读,感悟良多,而体会最深的是,该书尤能集中、全面展现戚其章先生的科学的史学观。

一、继承、弘扬“知古鉴今”的历史价值观。

《诗经·大雅·荡荡》有句名言:“殷鉴不远,在夏侯之世。”表明至少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先祖就已经深知王朝、历史兴衰成败的借鉴意义。史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云:他写《史记》“凡百三十篇”。乃“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并且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过史实,考其真相,探其成败兴衰之理,寻求古今变换之规律,从而得出自己新的创见。这就是司马迁撰著《史记》的宏旨及其价值之所在。唐人吴兢著《贞观政要》载唐太宗“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之语,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宋神宗亲自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序称:“《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至于《资治通鉴》其书,时人胡三省“新讠讠主资治通鉴序”说:“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

由此足见,探古代史事之是非善恶与成败兴衰之理,通古今之变,撰著史作,以为后世作人治世之鉴戒,乃成中华民族历代史家的优良传统。

当然,在历代的史著中,纯学术之作也不乏其数,如清代乾嘉学派在专制统治和高压政策下,为避政治风险以自存,他们治学目的由“经世”转为“避世”,从“救世”转入“为考据而考据”,亦即为学术而学术。这种学风虽说消极,但对后来的史学家探索历史真相,寻求历史规律,使历史真正能够释放出其鉴戒的价值,却能起到不可或缺的间接作用。

作为晚清史学家的戚其章先生,堪称继承与弘扬治史以鉴今的优良传统的典范。他在近著《晚清史治要》“前言”里开宗明义写道:“晚清史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涉及的研究领域也是十分广阔的。本书借古人读史治要之义,选取有关晚清史的若干重要问题或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达到钩沉致远,使后世真正有所借鉴,以显其有所启迪之效。”诚哉斯言!不治要谈何读史;不探讨何以知真相;不痛下钩沉的硬功夫,何以致创新与远见。不读史,尤其晚清史,或读而不求甚解,特别对一些最能体现晚清历史真相及其运行规律的重大问题:诸如近代化问题;社会思潮问题;洋务运动与瓜分危机;教案与义和团运动问题以及某些颇具争议的主要人物评价等,如果不以崭新的视角和确凿无误或新发掘的史料进行揭示与论述,怎么能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至于给人们所提供的借鉴与启迪作用,那也必然是大打折扣的。

综观《晚清史治要》全书可知,戚其章先生以高屋建瓴的大家风范,运用科学的史学理论和鲜活甚至鲜为人知的史料,针对晚清史家聚讼纷纭而始终难得正解,或本应值得深入探讨而至今却无人问津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论述。可以说,该书不是以纯学术为其惟一属性,而是在探讨学术的基础上,集思想理论性、知识性与现实性于一体。因之,令人读后,不仅能通晓晚清史诸问题(书中所论及的五个方面)的真实面貌,而且更可感悟到晚清史究竟从哪些方面能为我们提供最得力的借鉴和如何珍惜这些借鉴的价值。

历史的存在,可以启迪我们去思考存在的历史(指现实)。戚先生“知古鉴今”的史学观与治史实践,进一步启迪我们:近百年史无疑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不过,如果只从国耻这一层面去解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全方位的角度去探索更深层次的价值。

二、“不学诗,无以言”;不读书,无以书。

时下社会上流行一股不良风气,即有些人为了职务或职称的升迁,也有的为了附庸风雅,装点脸面,尽管很少读书研习,才疏学浅,但却也能转文著述,大本大本地出书。对此类书无需细读品味,只要大观其略,便不难发现,其中除了东拼西凑地炒冷饭(亦称炒熟饭)之外,极少有什么新意。由于粗制滥造,又难免硬伤连连,错误百出。我曾读过一本号称中国古代军事著作集成的大部头,其中有一页的谬误就达40多处,于是,我不能不掩而感叹,大失所望。

《论语·季氏》载孔子语:“不学诗,无以言。”同样,不读书,无以书。因为著书立说就是有感而发,就是通过著述提出个人的创见。而人的感悟与创见决不是靠主观臆造或虚拟悬测得来,必须在博览群书和精研细读的基础上,再紧密结合人们的社会实践,仔细品味,反复琢磨,使认识得以升华,这才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否则,那类宏篇巨著,无异于乱纸一堆。

我读《晚清史治要》后作了粗略统计,戚先生书中所引用史料及他说的出处达260多种,包括古今中外。可见,没有几十年的苦读厚积,博闻强记,即俗云“十年磨一剑”的硬功夫,怎么能够写成鉴戒社会、启迪人生的巨著。

戚其章先生始终坚持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这一起码的原则。他常说,研究者掌握的材料越是全面详尽,他的研究就会越牢固地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并且还认为,有时占有了大量的材料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材料都有真伪精粗之分,只有真实无误的材料,才能由此对历史上的人与事作出正确的分析与推断。所以,研究者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还需要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毛泽东《实践论》)。惟其如此,人们才能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最大限度地对历史诸问题的真相有所认识,因而也就不难作出比较准确的结论与评判。

《治要》五章所论述的晚清史的一些重大问题,无不以翔实无误的材料作为基础或依据来展开的。如其中第三章“从洋务运动到瓜分危机的历程”中,有“从翁同讠龠禾家藏文献看晚清外交”与“翁同讠龠禾家藏文献与甲午战争研究”两节尤引人注目。戚其章先生是晚清、尤其是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大家,然而他仍感到尚有许多悬而未解,但必须要进一步探讨以求得解决的问题。诸如中法《北京条约》中,中法文本异同的最初发现、曾纪泽中俄交涉与收复伊犁的背景、偿付甲午战争赔款、翁同讠龠禾与李鸿章的关系、甲午战争初期“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战争期间购船练兵计划为何胎死腹中、《军机处日记》是否有下部存世等,都存在见仁见智与难免失之偏颇的状况,甚至有的问题鲜为人知。究其因,固不可归为一端,而史料之阙如不可不为重要原因。这些谜团,从翁同讠龠禾家藏文献的问世,才一一被解开。为此,戚其章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当我翻阅翁氏家藏文献时,不禁精神为之一振,未想到其中竟保存了大量有关晚清外交的珍贵史料,而且大多数是从未公布过的。可以说翁氏文献不仅弥补已刊晚清外交史料之阙,而且涉及到许多晚清外交的内幕,并破解了不少有关晚清外交的历史之谜。”(《治要》第169页)至于翁氏文献与甲午战争的研究,戚先生更是因“见其宏富”而畅谈“美不胜收”之感,说:“当我摊开翁氏家藏文献,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犹如走进了一座丰富多彩的史料宝库,满眼是琳琅珠宝,目不暇接……尤为兴奋的是,原先多年积存在脑海里有关甲午战争的不少疑问,竟豁然开朗,从中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从而第一次真正接近了这些长期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治要》第181-182页)这不仅表达了学者在他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时的欣慰感与成就感,而且也表明了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第二章“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中的“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刍议”一节,最能说明戚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与对材料的一丝不苟的硬功夫。如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往日的许多论著,包括通用教材,普遍采它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陈旭麓《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269页)之说。理由是,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另有《盟书》,其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戚先生经过对已掌握的材料进行了认真地辨析与鉴别,对这一似乎已成定论的结论大胆地提出怀疑。经辨析考证得知,“关于这个《盟书》的最早记载,是见于1929年出版的《檀香山华侨》中邓想所写的《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一文,已事隔35年……种种证据表明: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根本没有提出过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的《盟书》。这样,将此誓词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段性质的革命纲领,说是在1894年就提出来了,显然是难以成立的。”既然如此,说兴中会是资产阶段性质的革命组织便失去依据了。“因此,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段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这是对的;而说孙中山的革命是从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的,则需要重新考虑了。”(《治要》,第110页)

通过对大量材料的比对、辨析,戚先生得出如下结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是在甲午战争期间初步形成的。但是,具体地说,它不是形成于1894年11月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而是形成于1895年2月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但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还要晚些时候,到1903年12月才最后形成,其标志就是正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治要》,第112页)

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评判与结论,来自于大量的历史材料并对这些材料的粗精真伪进行辨析,而这些,则需要史学家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博览群书的文化素养。当然,所谓“博览群书”,并非无目的、漫无边际地随意浏览,而是围绕自己的选题,有选择性的去精读,去思考。

上述不读书,无以书,主要是说明史料对研究与著述方面的重要作用。其实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不读书,或不博览群书(包括相关报刊),就不可能全面了解你所研究的领域的学术动态,更不可能驾御问题的全局。因而你的研究必然要陷入片面性、重复性的无的放矢的盲目状态。于是也就谈不上什么突破与创新了,仅仅是徒劳而已。

且看《治要》,戚先生所论述的五个重要问题及其所包含的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历史人物,在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展开论述之前,首先都将学术界最新动态、各家之见,以及某些问题尚未有人点击等一一罗列,然后依据自己新发现的史料或不为人重视、乃至曲解的史料作为论据,以全新的独特的视角,论证自己的观点与独到的见解。如在“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一节,戚先生对这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理论的来龙去脉,即国人中是谁最早对该理论发表评论与抨击(李大钊于1917年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关于“大亚细亚主义”的种种偏见;“大亚细亚主义”萌生及形成的历史背景;“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等都论述得井然有序,一览无余。再如乙未日本割台(湾)问题亦然,日本究竟从何时开始蓄谋侵吞台湾?戚先生也是先把有论者认为“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目的不是要割台湾,或是战争发动之初日本即已经有割取台湾之野心。日本之能够在战后的和约中割取台湾,其实是在战争开始后,由于战场上的战事发展,才逐渐发展成形的”等与历史真实不相符合的观点摆出来,接着再用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日本明治政府至迟从1874年起就表现出其谋吞台湾的野心,并不是到马关议和期间才突然想起要割取台湾了。”“日本之乙未割台,是贯彻明治政府既定方针的必然结果。”(《治要》第193、197页)日本乙未割台又是一个牵扯到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复杂问题。那么,列强对日本割台持何种态度?对此,戚先生也是先把中外学者所持的英、俄、德、法等基本上都同情中国、支持中国的观点呈现出来,再用列强在日本割台中的实际表现来证实,“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要求割台或抱着旁观的态度,或乐观其成,或虽不情愿而最终放弃介入,并没有一个是像有些论者所说那样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治要》第201页)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再如像近代瓜分危机始于何时?翁同讠龠禾事迹的是是非非,卫汝贵被杀案,丘逢甲为台湾省义军统领的考察,义和团运动中的毓贤,陆奥宗光与“陆奥外交”等等,都在对中外学术界最新研究状况了如指掌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评判其是非长短,并且从理论到史实,进行令人折服的论述,从而形成自己的创见。

像这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与世人评说的史学家及其著述,没有“苦作舟”遨游书海和日积月累的深功夫,是无论如何也成其不了大家的。

三、史学家要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作为一名史学家,不仅要做到是非分明、善恶有别,而且更要有鲜明的荣辱感与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戚其章先生如是说。我每次拜访这位德高望众的学者时,他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都总是感人肺腑,动人心弦,从而使我看到一位人民史学家的崇高理想和强烈的历史、社会责任心。戚先生已经80多岁高龄,但他仍在潜心学问,笔耕不辍,佳作巨著连年不断。这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崇高精神的体现。

一个民族对于他的每一个成员,当然也包括史学家,不仅有生养之恩,而且这个民族的每一分子的成功与辉煌,也都离不开他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民族和祖国为他提供的一切必备条件——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及政治的。于是,人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和祖国理应、也是必然地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即是回报社会的力量的源泉,也是最起码的为人之道。

这里所说的民族感情,同那些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而表现出的民族狂热,是绝然不同的两回事。尤其中华民族,向来以“仁义”为最高道德价值取向,人们的民族感情再深厚,也不会做出损人利己的失去理智的事情。

戚先生在《治要》中所论晚清五大问题,无论从近代化与海防论的发展,还是到人物的评说,他都是出于公心,站在公正和正义及维护民族与祖国权益的立场上,运用史实进行科学的分析、论证,最大限度探索、揭示出历史真相,从而对于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应该肯定的一定予以肯定,应否定和批判的一定给予否定与批判。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概莫例外。论近代化与海防论的发展,在肯定林则徐、魏源乃开“师夷长技以制夷”近代化思潮之先河的同时,也对李鸿章提出的近代化纲领作出了理性的评价,认为李氏近代化纲领虽然存在着瑕疵与缺陷,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李鸿章提出他的近代化的纲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它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治要》第23页)。对于海防论,则认为“尽管晚清海防建设没有真正搞上去,但晚清海防论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却不容忽视,倒是应该认真研究,并且给予积极的评价”(《治要》第41页)。正是在海防思潮的推动下,北洋海军才得以在1888年正式成军。也正是“因为中国有了一支北洋海军,才使日本不得不将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时间大大推迟了”(《治要》第44页);在洋务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中国造船业,由于各方面的阻力(如决策者的失误、列强的干涉破坏),未能真正搞上去,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遗憾和难忘的教训,但“近代造船工业在中国的创建,完全是一种新鲜事物,代表了一种新生产力的诞生……它诞生之后,克服重重困难,破除种种阻力,才得以成长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治要》第169页);义和团运动,是晚清史上一个很复杂也很难理顺的事件,因为它同洋教、清朝统治者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纠葛在一起。近些年来,有的论者对义和团多有微词,而戚先生则着眼于晚清社会最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侵华而引发的同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以及从教案到义和团运动发展的轨迹,认为“在中国代史上持续了40余年之久的反洋教运动(亦即义和团运动——引者),其内容非常复杂,而且在其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应该说近代中国的反洋教斗争是反帝爱国运动”(《治要》第242页)。其性质当然是值得肯定的正义运动;在“人物评说”一章,也是坚持不一一赘述,紧抓一些相关人物的主导方面,实事求是地评判其是非功过。如李鸿章,对于他关于琉球问题在其对日本交涉时坚持“‘兴灭继绝,维持弱小’原则,否定日方灭亡琉球的两分法,提出‘存琉球宗社’以复国的新的两分主张,并反对总理衙门与日使签订的《琉球条约》和《酌加条约》”,认为“对他的这些表现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治要》第283页)。而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则认为,“尽管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前后有所变化,但其基本的倾向仍是不忘一个‘和’字,这是不能不承认的”(《治要》第294页)。和固然可贵,但在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面前求和,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的调停上,是永远也实现不了和的愿望的,所得到的只能是丧权辱国的恶果。其他像有论者强加给翁同讠龠禾、依克唐阿的偏见妄说、卫汝贵被杀案、丘逢甲在台湾的任职以及义和团运动中的毓贤的表现等,也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厘正和澄清,作出了应有评价。对于洋员(英人)琅威理在北洋海军与晚清近代化海防建设中所做出的贡献及其后来的辞职,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反思。至于阴谋策划和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陆奥外交”的实质及其恶劣影响之深远——在日本至今阴魂不散,戚先生则是更以深厚的民族感与公正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以浓墨重彩、犀利的笔锋和来自中日鲜为人知的史实,给予了淋漓尽致地揭露与抨击。

总之,对于晚清的人与事,凡有利于中华民族权益的,戚先生就予以充分肯定和赞扬,决不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或囿于历史文化“包袱论”。凡有损于中华民族尊严与权益的,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一概予以否定和贬斥,决不掩丑。肯定、赞扬也好,愤懑、遗憾也罢,无不体现了戚先生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爱国情怀。

四、必须坚持科学历史主义的观点与方法

科学历史主义是史学家一个常识性的话题,而问题在于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将其体现在史学研究过程的始终。

所谓科学历史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事物(主要包括制度、思想、人物、事件等)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人们考察和判断历史上的任何事物与现象,都要从其产生和赖以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如评价任何历史事件或人物,都不应以今日的要求为准则,而应以当时的具体时间、地点与环境条件为转移,进行实事求是地探讨与具体分析。这对于全面、客观、正确认识历史和揭示历史的真相,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同样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所采用的史料也相差无几,不同的研究者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缘由固然很多,而是否真正运用了科学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则是主要的原因。在《治要》一书中,戚其章先生对人对事无不运用了这一科学的观点与方法。

对于李鸿章提出的集中表现他近代化思想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近代化纲领中的“外须和戎”一条,非议者颇多。对李氏持否定态度的自不待言,而倾向于肯定李氏的学者也认为那是半殖民地统治者“软骨症”的表现。戚先生则认为,就对外做出不少妥协的事情的李鸿章而言,论者的指责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仅仅把李鸿章对外妥协的事与‘外须和戎’简单地联系起来,这样的认识还是停留于表面现象……这会使我们很难发现‘外须和戎’方针所包含的若干合理的因素”。于是,他从探析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方针时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其深刻用意入手,然后认为,“对于李鸿章提出的‘外须和戎’方针,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而应该以历史的态度,联系历史实际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认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一个完整的纲领。不能把‘外须和戎’从中游离出来,孤立地去理解。‘外须和戎’和‘内须变法’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李鸿章看来,‘外须和戎’是‘内须变法’的必要条件”(《治要》第21页)。只有“力保和局”,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才能通过变法达到“器精防固”,“使列强不敢轻起觊觎之心,以实现长久之和”(《治要》第22页)。可见,只有历史地看待问题,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又如,在论述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中,戚先生发现“从‘中本西末’论到‘中体西用’论之间,有两条平行发展的线:一是由洋务派的‘中本西末’论到后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补救’论;一是由早期维新派的‘中本西末’论到维新派的‘中体西用’的‘会通’论。无论哪一条线的发展,都是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并且是以此为转折点的。”如何认识这两条线呢?戚先生认为,“历史地看,‘中本西末’论也好,‘中体西用’论也好,它们的提出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根本上说来,究竟不是对中西学关系的科学概括”(《治要》第97页)。如此评价,既辩证,又符合历史真实。

再如,1880年,驻英、法、俄公使曾纪泽奉命与俄国重开收复伊犁谈判,经7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改订崇厚所订丧权辱国的《里瓦机亚条约》18条,收回了一些重要权益的成就。对此,戚先生在肯定论者所认同的曾氏能做到知彼知己和他具有很高的外交才能的同时,更认为,“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考察中俄伊犁交涉经过时,一定要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并且说:“一部晚清外交史证明,从来中外交涉的结局都是以国家的军事力量为指归的。此次伊犁交涉自难例外。”当时中俄对比,俄国军力当然比中国强,但正如左宗棠所言:“俄之为国,地大民少,近因兼并日多,兵力不资分布;征敛无艺,而黩武不已;内乱方兴,仍勤远略。凡兹数者,实具败征。”“俄虽国大兵强,而土旷民少,究难与中国并论。”(见《治要》第172-173页)加上当时正是左宗棠率军收复南、北疆大部失地之后,也为收复伊犁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左宗棠又乘胜积极备战,以取回伊犁。种种迹象,都使俄国产生畏惧之心。可见,中国军力虽不如俄,但总览全局,优势胜于俄国。“故有论者称:‘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治要》第173页)此种探讨与分析,入情入理,符合实际,乃发他人之所未发。

另外,戚先生在“‘兴亚论’难证大亚细亚主义‘进步’说”论题中,也是从考察“兴亚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来证实肯定“兴亚论”的论者所存在的认识上的两个误区。即,一是对“征韩论”之争后日本对外方针的认识有误;一是误认为“兴亚”论的产生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所导致的。戚先生在对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历史实况作了仔细考察后指出:“许多民权论者都是以海外扩张作为‘兴亚’的手段的。就是说,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对外侵略的思潮不但未曾减弱,反而日见嚣张。说‘兴亚’论兴起之时,正是‘原来对外侵略的嚣张色彩暂时淡化’之际,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治要》第142页)

阅读《治要》,仅通过以上诸例,不但能使人们明了在某一事或人物的研讨中所存在的各家之言,而且更能使读者感知到历史的真实面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戚先生具备了驾御晚清史全局的功底;另一方面,是他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真正掌握并贯彻落实了科学历史主义的观点与方法。

五、坚持突破与创新这一科研的永恒主题

什么是科学研究?说白了,就是科学研究者在某一领域的原有基础上有所突破与创新,从而发现并总结出相关学科尚未被发现的真实情况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否则,他的研究只能是徒劳无功的。具体到史学研究,同样是如此。

就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史而言,目下论著不算少数,或大观其略,或仔细品评,大多给人以味如嚼蜡之感。为什么?因为没有新意,更无什么突破与创新。如此论著,无论它冠以什么令人诧异的“大名”,充其量只不过是借以哗众取宠或攫取名利罢了。

戚其章先生的著述那就迥然不同了。他一直把突破与创新作为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永恒主题或基本的运作准则。还以《治要》为例。

《治要》五章,亦即就晚清最主要的五大问题进行论述。如细分,又论列了28个比较具体的人与事。再细分,共论问题64个。可以说,戚先生每论必先一一列明历来各家之见及其长短得失,然后在科学的理论、观点指导下,运用科学的方法,以经过辨析的或新发掘的材料作为论据例证,从而对所论问题作出新的结论或新的判断。事实上,这就是在原来研究基础上的新突破、新创造。例如:

关于“孙中山的‘大同主义’说。‘大同’,作为人类追求的最理想、最完美的社会思想观念,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提出来了”(见《礼记·礼运篇》)。到了近代,“曾先后提出过三种著名的‘大同’方案,即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大同主义’。对于前二者,研究者颇不乏人;而对于后者,认真的研究却十分罕见”。即使有论者提及,也多以“空想”论定。戚先生通过考察《孙中山全集》及其它相关论著,则认为“孙中山的‘大同主义’说将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从空想引向革命的实践,这是它区别于近代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发展‘大同主义说’的同时,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民主革命思想,从而将旧民主义引向与新民主义接轨,并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涌现起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治要》第135页)

再看“中法《北京条约》中、法文本异同的最初发现”一事。1857年,法国以广西发生的西林教案(亦称马神父事件)为借口,参与英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而英、法并不满足已经获得的权益,又于1860年再次发动战争,攻占了北京,又订立了《中法北京条约》。更可耻的是,法国参与其事的几个人共谋之下,在条约中文本有关条款中作了手脚,这一卑劣行径竟瞒过了清朝议和代表。是戚先生在翻阅翁同讠龠禾家藏文献时得知,“在《中法北京条约》签订的27年后才发现该条约第6款中文本有擅添字句,然而在以往中外交涉中已经吃亏多多,业已无法挽回了。无论如何,这总算揭示这个晚清外交史上长期困惑人们的谜团”(《治要》第172页)。

近代列强瓜分中危机始于何时?这似乎早成定论:一般都把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作为瓜分危机的起点。不要说一些学术论著,即使通用的大、中专历史教科书亦均采此说。于是,迄今尚无人再作进一步探讨。而戚先生却为此考察了大量有关资料,同时又重新研读了列宁在《中国的战争》的相关论述,从而突破了已有定论。认为,“近代瓜分危机不是迟至甲午战争后才开始,也不是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割地狂潮’,而应肇端于鸦片战争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军事侵犯和外交讹诈,中国的领土不断地被蚕食和鲸吞,瓜分的危机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来”(《治要》第208页)。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尚未意识到罢了。确切地说,甲午战争以后,乃是列强瓜分狂潮骤起而席卷全国的时期。对此,论者也有不同意见,或以为“三国干辽”为瓜分狂潮之始;或以为侵占胶澳为瓜分狂潮之开端。戚先生认为,虽然“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其不足之处是各执一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既要看到瓜分狂潮是一个过程,又有必要注意其发展的阶段性”(《治要》第213页)。所见不仅表明戚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而且也表明他对瓜分狂潮这一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事件的认识比一般论者又向纵深迈进了一大步。这就是突破与创新。

目下,史学界有“翁同讠龠禾以军费掣肘北洋”一说。即认为清人笔记中多有翁(同讠龠禾)李(鸿章)相倾之说,翁掌户部,每以军费掣肘北洋,似乎翁成了导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戚先生则认为,此事纯系来自道听途说,并无确证。种种史实表明,“翁同讠龠禾是公忠体国的大臣,与李鸿章之政见虽时有不同,但并未影响二人的私交和友谊。所传翁利用职权以军费掣肘北洋,乃好事者之捕风捉影,纯属无稽之谈,是不能视为信史的”(《治要》第300页)。

另外,“甲午战争中的依克唐阿(满族)”与“卫汝贵被杀案考析”两个论题,同样也可体现戚先生的“突破”与“创新”的科学理念。

依克唐阿是晚清一名高级将领,尤其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十分突出。对他的战绩不但没得到应有的褒扬,甚至在某些教科书中把他说成遇敌“仓皇奔逃”,尚未接敌即“闻声溃逃”的贪生怕死之徒。果真如此吗?戚先生的回答是:“这种论断,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是有欠公允的。”(《治要》第314页)经对依克唐阿在甲午之战中的历次表现及与之相关的并引起一些人误解的细节问题的考证与澄清,戚先生认为,“依克唐阿不愧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满族爱国将领。他不仅英勇敢战,而且善于用兵,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其军事谋略远超出于当时清军诸将帅之上。”(《治要》第325页)

卫汝贵,是在甲午战争中,清廷为惩处逃将,而被妄杀的一位将领。遗憾的是,这起不一般的冤案至今无人表示异议。而戚先生却对此案颇存疑窦,他说:“其实,只要认真地考察一番,便可以发现,其罪名多不能成立,应属冤案之列。”(《治要》第325页)首先,他对卫汝贵在甲午战争平壤之役中的表现作了考察,认为卫汝贵是战绩卓著的。“大略言之,其战功有三:第一,抢先进入平壤,避免了平壤提前陷落。”“第二,在9月12日的战斗中,指挥果决,粉碎了日军的冒险进军计划。”“第三,在9月15日之战中,打得英勇顽强,取得了重大成果。”如果说有过的话,“就是他赞同叶志超放弃平壤的决定”。总之,卫汝贵是功大于过的。导致他冤案的罪名是“克扣军饷”和“纵兵掳掠”。对于前条,时任前方各军统领的宋庆调查后已予以澄清。至于后条,虽“不能说卫部盛军的纪律一点问题没有,问题是出在后路押运的弁勇身上,宋庆所说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可是,此时卫汝贵早已赶赴平壤,固有约束不严之责,可怎么能以‘纵兵掳掠’的罪名相加呢?以此来加重卫汝贵的处分,更是没有道理的”(《治要》第325页、330-335页)。

由此我联想起上世纪70年代,戚先生凭着自己的民族正义感与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曾还给刘步蟾以历史清白。在《治要》中,又为依克唐阿、卫汝贵等澄清被强加的诬陷不实之罪名。这不仅表现了他对突破、创新科学理念的勇于实践精神,而且也表明了他以人为本,为人负责(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的科学发展观。

可以说,突破、创新是史学著述的灵魂。如果没有了这个灵魂,就不能发挥史学开启民智与以史鉴今之功能。

总之,拜读戚其章先生近著《晚清史治要》,一方面可使我们窥其史学观的几个主要方面,并且也知道这几个方面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另一方面,也能使我们感悟到,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历史的鉴戒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而要做到以史为鉴,首先要从探索、研究历史的本来面貌开始,要明辨历史的兴衰成败与是非善恶。而要弄清历史真相,史学家不以科学的史学观统领研究过程的始终,是断然不可的。

戚其章先生及其史学观,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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