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兰

出处:《甲午纵横(第二辑)》栏目:(暂缺)发表日期:2016年12月31日

摘要:细读《拂云看山》,可以品味到作者——一个青年学子对于历史的思考、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于民族兴衰的忧思,一一融注在字里行间。其间所透射出的文化层面上的思考以及文化人格的精神向度等,则无一不发人深思乃至令人感动。

关键词: (暂缺)

细读《拂云看山》,可以品味到作者——一个青年学子对于历史的思考、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于民族兴衰的忧思,一一融注在字里行间。其间所透射出的文化层面上的思考以及文化人格的精神向度等,则无一不发人深思乃至令人感动。

一、作者的文化自觉

作者说,他爱威海,而且死心塌地地爱威海。读过他的作品集,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而他的爱威海又着实与有些人“喜欢”威海不同。自然,作者的对威海大地的感情同样离不开诸如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如鱼得水的工作环境、感恩知遇的领导和莫逆之交的挚友等等因素,但他的文字同时告诉我:最令他心仪的还在于威海这方土地上的历史积淀,在于他企望通过对历史的扒梳整理,在行将洇灭的历史废墟之上,构建起一方人格硬朗、文气氤氲的心灵牧场。譬如,他“有时候甚至都企盼把那些贬官们流放一些来,这想法当然有些残忍,但我还是在盼”。这,也许是只有如建军这样的文人学子才生发得出来的企盼,只有如建军这样的具有着文化自觉的人才最明白:但凡“文化之重镇”的构建、文化血脉的承袭与传播、文化的种子对于文明的滋养等等,一概与文人学者在文化流布方面的贡献有关,况那些贬官中常常不乏大师级人物,即如苏东坡之于岭南;朱熹之于武夷山以及白鹿、岳麓两处著名书院;即如清代坐累“文字狱”而遭流放的方孝标父子等一大批文人学者之于关外;章太炎及其“国学讲习会”之于苏州……

不妨回过头来试想,倘若那横扫六国而统一天下的秦始皇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是为寻求长生不老之术或立“日主祠”而驾幸成山头,倘若随便哪一位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文化巨擘或者哪怕是有一些儿份量的文人学士被贬来成山头,那么,威海大地上流布至今的的文化底蕴、人文风貌敢说将不是另一番气象的么?

不知读者是否读得出作者内心深处那挥之不去的文人情结?倘忽略了这样的情节,则必然忽略了作者浓稠的化也化不开的一种文化自觉,这实在是十分可惜和不应该的事情。

这个集子中的“韩国散记”系列,是我喜欢的篇章之一,主要原因大抵在于作者的着眼点与一些借景抒情的纯游记文字不同。譬如文中传达出的韩国国民“身土不二”的强烈民族意识、韩国民众对民族英雄的崇拜敬仰、韩国人在“讲究细节”上所体现出的国民素养及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理念等等,因此,作者的散记则具有了相对厚实的内涵、相对宏阔的格局和文化视野了。其国内山水名胜游记部分,文笔流畅,灵思飞动而不失隽永,读来同样令人生发些许感慨。感慨什么呢?譬如“胜甲东南”一方山水那缕千年不绝的文化流脉;譬如十朝古都那跨越千载时空依然凝重郁勃的人文积淀;譬如其所到之处那点点滴滴或许许多多与历史与文化有关的史实、遗迹,无一不令他心仪并为之留连……这让我想起有人如此形容当下旅游热中的一个现象:上了车睡觉,下了车尿尿,到了地方拍照,回来一问啥也不知道。

这着实是一幅让人想笑却笑不出来的当代“人文生态”漫画。

本书作者至少不是这样。他追寻历史遗踪、打捞文化符号那步履那目光,急切而近乎贪婪。

二、作者的文化思考

在许多人或沉醉于灯光魅影的幻象中挥霍着生命,或在麻将牌迷乱的搏杀、在抱怨和无聊中打发着人生本就苦短的时日,作者则借出访之机或节假日,甚至抓紧生病的日子,一路踏访、一路潜心梳理着那些几近洇灭或早已被尘封的历史遗踪、文化符号。一段残垣、一方碑石、一片不起眼的硌痛了他脚板的砖头瓦砾,还有古城壁垒之下的一抔黄土、故纸堆里的蛛丝马迹,都与他血脉相连,都令他为之心萦魂相牵。

建军不刻意为文,但字里行间读得出他的有心和用心,数年如一日,孜孜矻矻,不舍不弃。

通篇读来,一种文化层面上的思考,自觉不自觉地渗透在建军文字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譬如就旅游经济层面的思考而言,他说:葡萄牙的罗卡角,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号称“欧洲之角”,也是欧州大陆的“天涯海角”。那里竖一碑,上书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的诗文:“大地在此结束,沧海由此开始。”仅此一句,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耐人寻味。比起我们的一些景区,动辙弄几句大而空的权贵话语,一些不伦不类的伪雕塑,一些美仑美奂的假建筑,相去何止霄壤!于是,他发出“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但愿我们多一些有意义的建筑,少一些破坏”的理性呼吁,而文化品位的提升对于旅游经济的品牌效益和带动作用,现代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中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理念,则无一不是作者长期思考的问题之一。

作者有关历史题材的文章,其翔实有据的史料来源,无一字无出处,尤其令人叹服。这固然与他的专业、与他的逻辑思维、与他的严谨学术态度不无关系,依我看,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源于强烈民族意识的历史责任、是他与脚下这方土地血脉相依的情感使然。在《无染寺》这篇短文中我们看到,为探寻昆嵛山深谷中一处小寺的历史背景及相关人物,为佐证重修无染寺的概略文字及相关资料,就历史时段而言:自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直至后唐长兴三年的932年——在长达260余年朝代更迭的世事烟云中,作者在梳理过程中所遭遇的障碍难以想象;就史料披阅而言:仅《新五代史·吴越世家》、《新五代史·刘洙传》以及“新旧唐书”等典籍,注定是不足以支撑这篇文字的,史料勾沉的个中艰辛,唯作者自知。而作者“在心里默默地向无染寺石碑顽强地敬礼”那忠于精神守望的内心独白,读来亦令人为之肃然动容。

随着作者为我们廓清的一条历史回廊,我们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走进被风化的无染寺深处,而扒梳者的汗水与心血,则与文字一起留在了历史隧道那砖隙瓦砾间。

不难断定,倘时间和条件允许,凭作者的历史切入视角、学识积累以及写作上的发奋态势,当有望成为这一领域里的高产作家,但却注定与时下流行的“快餐写作”无缘。同样不难断定的是:面对沉重的历史,他徜徉在历史废墟上的步履注定是沉重的,他的写作注定是不轻松的,他的思考也注定是痛苦着的……而无论如何,这追求将锲而不舍。

也许,这才是孙建军。古往今来,这只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者的文化使命与宿命,别无选择!

三、作者硬朗的文化人格

作者所在企业是一家中韩合资企业,良好的合作关系,开辟了中韩两国的海上黄金通道,翻开了两国之间经贸、文化、友谊新的一页,而且在世界经济大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韩国散记”中,建军感情色彩浓烈地抒发自己对于韩国的国民整体素质、民族意识、爱国精神以及对于民族英雄的钦仰崇敬之情。然而,在《赤山法华院》一文中他依然坦诚地写道:“我们不能为了今天的友谊而虚构昨天的历史,严谨的史学工作者要守住自己的学术良心。”

我看重这样的风骨、这样的学术良知。因为,这张扬了一种坚挺的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心,况且,如果合作对方倘懂得尊重本国历史并看重双方合作关系,仅仅因为他的合作伙伴同样尊重自己的民族历史这一客观态度,是无论如何谈不上影响两国经贸合作或其他往来关系的。比起当下某些地方的某些人,为争取外资合作项目、为达到或实现短期经济利益之目的,全不顾国格人格丢失殆尽的行径,其人格向度上的比对何止天壤!

我赞赏这样的气节、这样的学术立场。在民族利益、民族尊严、民族主权之类问题上,不可调和的事情终归是不可调和的,这不只是作者的学术态度,更是他的文化人格,这样的人格向度中了无奴性痕迹,这在民族品格中向来难得,这在当下尤为难得。概因为,奴性者,乃全部民族劣根性中最可憎恶、最可诅咒、最具灾难性和毁灭性的劣质之一!

很显然,在全部评论文字中,关于“全真教”有关章节是没有予以相应笔墨的,这一方面是个人疏于道教文化探究,故而难以着笔,另一方面则是:读这部分文字,依然着眼于文化层面之上的人格张力,这样一来,通过作者原文传达这一阅读旨归或许更到位一些。即如作者在《槎山》一文中的由衷感慨:“全真七子中,我喜欢马钰要胜于邱处机、王处一。但从马钰抛弃万贯家财、掼舍名利地位、割断妻子亲情的决心和勇气,就叫人不能不佩服,而且史料上也没有记载他投靠强权的记录。我真的认为,以槎山之美,应该让进士出身的马钰做道场或许更为合适。”

有这段文字中的关键词作证:“抛舍万贯家财”、“掼舍名利地位”、“没有记载他投靠强权的记录”……已足以让我们在这些平实的文字表达中,感知作者内心深处那不可更易的文化人格——无需更华丽的词藻,无需更堂皇的理由,亦无需更响亮或更激昂的口号,平实的一如作者不事张扬的禀性。

再如《闽游日记》中:朱熹来自武夷山却题鼓山“闽南第一山”,我怀疑其中有人情的成分,就像今天我们的领导题字(朱讠钅容讠基总理的“不作假帐”算个例外)。

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括号里那看似俏皮灵动的闲笔,不止是实实在在地状描出作者的真性情,更透射出他对于当下时风和某些社会问题的深层批判与忧思。其敏捷文思、犀利文笔可见一斑,其坚如虬磐的内心坚守、其拳拳赤子之情亦昭然于其间。

四、浓重的忧患意识

建军刚直,也坦荡,他尤其嫉恶如仇。

在诸如国仇、国耻、民族大义之类问题上,他直言不讳:“我这个人记仇,而且固执得很,一点也不宽容。”譬如《寻找毕高》一文结尾:“当我们的同胞在憧憬着世代友好、友谊和平的时候,我们那一衣带水的近邻正在拥有着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库,自卫队也已开出国门,他们把国旗插上钓鱼岛,其政界要人正纷纷出入靖国神社,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面对这些,我们这些先辈曾饱受外敌凌辱的同胞啊,你还记得毕高吗?”——那沉痛反思;譬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怕的不是日本有人篡改历史,不是日本政府拒绝道歉,真正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忘记了历史,忘记了自己民族曾蒙受的耻辱,忘记了我们的同胞曾怎样地被凌辱、怎样地被屠杀!”——那锥心泣血的拷问;再如他面对1894年日寇血洗旅顺——全城两万多中国平民最后只剩下36人、面对六十多年前日寇在文登营南村那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等等滔天罪行的血性呐喊:忘记历史,就意味着灭亡!

于无声处,震聋发馈!学子心声,苍天可鉴!

历史寻踪部分,从开篇的《文山》读起,是我读过了又读的部分。一路读来,竟身“陷”其中,欲自拔而不得。就个人阅读取向而言,作者那指向历史纵深的思考与忧患,作者强硬的“不肯忘却”的固执,作者秉持始终的学术良知、人文情怀,都无一例外地紧紧抓住了我的阅读感官——因为,这样的要素不只是文章的灵魂,它尤其与民族品格构成以及民族精神向度密切相关。

把喧嚣浮躁的世事抛诸脑后,只顾在历史的隧道里用双手扒开废墟,捡拾起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的遗迹和记忆,不事虚华,不事雕琢,有时甚至有意避开某些“大家”的学术论点、立论架构,潜心在历史的夹缝中辟一条曲折的小径,不懈探索前行,以田野调查和史海钩沉的第一手史料,搭建起文章的整体框架,而后如蛛织罗丝般,用心编结历史之经纬,阐发涵泳于其间的血泊灵魂和民族精神主干。于是,看似简炼的语言中便包蕴了隽永的内涵;于是,作者笔下那曾经的灾难、屈辱与民族血性,曾经的悲壮历程、历史烟云与理性思考,读来令人心灵震颤而顿生共鸣。而作者勇于在翔实、充分的史料支撑下,挑战乃至颠覆“权威立论”的学术精神,也是值得嘉许的。

我想,作者固然“人微言轻”,固然诸如其倡议“在环翠楼上修建‘先贤祠’”之类设想到最后也许只能永远是个人想法而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或“微言”或“设想”,将勿庸置疑地凸显出它立体式的史学价值。

建军和他的文字也是坦率的。固然,我赞赏作者“放大威海”的写作初衷,我也理解作者“把威海历史仅有的几个点,拿到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的经纬中,去审视它……借以丰富威海的历史文化内涵,提高威海知名度”这一良苦用心,不过,与某些文化学者或堪称大师者们在写作平台上的可比与不可比这一点上,其实不比对、不拔高、不放大也没什么不好。就这样,尽一己之所能,一路追寻、一路捡拾、一路写下去其实满好。要我说,在一个善于忘却——并且常常是“集体忘却”的年代,作者在为威海大地留下一份可宝贵的史料的同时,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感动。

最后,我还想起了以前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许多名家名作,想起了近年入选普通高考试卷的精美散文……在这里我要说,即如作者《拂云看山》中的诸多篇章,即使无缘入选任何读本或高考试卷,至少,我们威海人、我们的同胞是有必要读一读的,为了不可忘却的记忆!为了在一些人那里似乎被淡化了的民族危机不再演变成血的事实!

读作者有关历史寻踪的文字,心情固然遭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强烈冲击,却在一遍遍读过之后,禁不住掩卷沉思……彰显于其中的对于历史的追寻与反思,对于一种几乎是“集体忘却”现象的忧虑与批判,对于个人灵魂乃至民族精神向度的拷问与期冀,凡此种种,随时间流逝、时代迁移,都必将显示出其不可被忽略的史学价值与社会意义。

大抵上,这也就是孙建军文史探微及其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了。

(作者:威海市艺术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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